面對節能減碳 需要道德勇氣

馬政府公佈永續能源政策綱領，2025 減碳積極程度不遜多數先進國家，台灣定位自己為國際環保指標國家，固然值得令人鼓舞，但同時也讓人擔心：我們準備好面對困難了嗎？政府近日公佈之減碳措施，看起來較似應急之道，真能發揮全面社會引導作用？

節能減碳已是普世價值，雖然各國因人口及資源不盡相同，採用之能源結構與節能政策亦有相當差異。但為避免氣候變遷可能為人類帶來重大災難，甚或毀滅威脅，世界各國近年相繼採取前所未有之嚴格措施，並普遍受到國民充分支持。六月初 OECD 巴黎世界論壇，大會主題即是：氣候變遷與穩定成長。

發言之政治領袖、頂尖學者、企業執行長，大多認為：節能減碳概念與意識之不足與不正確，仍是面對氣候變遷之最大威脅。本次論壇中，以替代能源科技解決氣候變遷威脅的聲音幾乎已經不見（去年同一會議，科技曾是最大希望之所繫），取而代之，如何以制度與政策引導生活型態中能源消耗之減少，成為世界減碳運動的顯學。論壇最後以教育做為結論場次，更是別具意義。別誤會，這裡所指的減碳教育，對象非僅校園學子，包括企業家、地區性媒體，甚至各國政府決策官員。

座談主席說：錯誤的觀念與政策，引導社會資源誤用，產生事倍功半效果，本身即是節能減碳的最大威脅者。更廣泛的跨領域研究，多角度經濟社會觀點充分討論，將是未來能源與環境政策擬定時重要之關鍵。

論壇結論時，一位經濟學者發言內容值得令人省思。他說：多數政治決策者，面對節能減碳方案選擇時，通常會給「積極發展替代能源科技」的答案，因為既符合利益團體立場，更不會激起民怨，如果十年後未能達成減碳目標，責任在科學家（不夠努力）。

然而現在世界逐漸了解，供給面重大改變（或稱破壞性創新），不再是十年內可以倚靠的節能減碳有效方法，實施引導改變民眾生活型態之積極性政策，如隨量課徵能源稅、大眾運輸或共乘車輛路權優先、尖離峰時段彈性差異電價、重大投資案植樹減碳、計程車限定點或電召、降低學生跨區就讀比率等，已逐漸受到重視與效果肯定。但這對國內所有政治人物而言，將是個難題與折磨，因為實施各種限制措施，必然召引民怨，威脅執政與連任安全。

上月造訪赫爾辛基，發現路旁已難得見到銀行與提款機，詢問之下得知，芬蘭人早把水電及商務帳單改為網路通知與轉帳，日常生活現鈔使用亦減至最低。當晚台灣駐芬蘭代表請我餐敘，飯後一起散歩十分鐘至捷運車站，各自搭地鐵回家。大使說：芬蘭人已很少駕車上班。

如果有一天，同儕與社會，甚至路人的價值壓力大到一定程度，節能減碳將不再是一個需要再被強調的議題，台灣有可能成為世界受尊敬的國家、亞洲鄰近地區的模範生。

當然，我們其實不需要悲觀於這些社會與政治現實的困難，台灣在過去二十年中，曾經成功執行過：騎乘機車強迫配戴安全帽、使用付費垃圾袋（台北市）、便利商店不提供免費塑膠袋、市區幹道劃分公車專用道等，最後都證明了政策所能帶來的龐大社會效益。當然，事前細緻規劃及充足公民宣導是事務官員的必要職責，但最高政治人物面對民怨與立委責難時的道德勇氣，恐怕才是積極性政策最後成功與否的主要關鍵。

（刊登於 2008.07.03 聯合報「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