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17

兩岸產業走在競爭與合作的分水嶺上

過去數週,國際與兩岸媒體關注重點,是中國大陸政府的換屆改組,其中對台系統人事全面更替,尤其引人注目。我們認為,新任台辦主管走馬上任後,首先應該以客觀立場,虛心評估兩岸發展情勢,推動更具實效的政策方向。 我們需要指出:由於過去數年國際與東亞區域經濟已有重大轉折,兩岸產業目前正走在競爭與合作的分水嶺上,稍不留意,兩岸產業可能各組利益迥異之競爭體系,未來甚至兄弟鬩牆,再難和睦。 2008 年底以來,兩岸開始推動產業「搭橋計畫」與民間社團自發性交流活動,頻繁熱鬧,但具體檢視其活動內容,大多屬淺層聯誼性質,每年近乎百場之產業會議與研討會,與會者各抒己見,但發言內容常無交集與欠缺具體解決方案,四年過去,企業普遍反映:如此交流,形式意義大於實質價值。 過去三年,兩岸政府嘗試推動產業試點項目:無線城市、LED照明、冷鏈物流等,相關報導充斥媒體版面,但因缺乏積極政策引導與具體資源落實,最終合作深度與商業績效,均未達成試點計畫之初始預期,滯留在「小打小鬧」層次,不能產生擴散示範及外溢成效。如今試點計畫執行單位,僅能埋首沙中,續作無效努力。 其實,兩岸交流合作模式,應依據不同時期氛圍及產業態勢,定期修正調整,始能收實效、做實事。2008 年提出之產業搭橋計畫,當時政治時空背景,原以擴大民間企業交流為重點,提出所謂「政府搭橋,民間上橋」做為推動口號,經過四年,此一階段性任務早已完成,搭橋之邊際效用明顯遞減,繼續重複舉辦,其實並無新意。兩岸此時應積極協商,短期內重建更具全面性與前瞻性之產業合作架構。 依據十二五完善產業結構政策,中國大陸邁入進口替代的產業發展階段,兩岸產業由過去中下游分工,步入直接競爭,無可避免。面對產業發展的結構分水嶺,兩岸需要提出強而有力的政策與工具,引導主要產業,師法歐洲經驗,以水平分工取代替代競爭,以相互投資取代重複投資,建構可持續的互利平台,恐怕是兩岸產業最終走向競或合,無解中的唯一解。 如前所述,為建構符合兩岸共同利益之產業分工體系,加速擴大雙向投資規模與範疇,乃推動兩岸產業合作之關鍵。台灣應大幅放寬科技產業與重點服務業陸資入股限制,大陸則應積極出檯特殊優先政策,引導大型資本與重點企業,投資台灣具產業實力、但因競爭而陷入瓶頸之重點產業,如太陽能發電設備、液晶面板、交通基礎建設等。 ECFA 貨品貿易、服務貿易、與產業合作之後續協商,應積極納入戰略新興產業,並賦予引導兩岸經濟轉型之政策任務,俾藉助大陸高速發展之市場動能,兩岸共同規劃、開發大規模及複雜型應用系統,特別針對醫療照護、綠能環保、雲端應用、電動車輛、冷鏈物流等,推動超大規模實驗試點。未來更應推動簽署「兩岸產業合作協議」,排除不必要之合作障礙,擴大重要領域相互投資,建立長期互利基石,化解重複投資風險,初期並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等三大領域,做為政策優先推動重點。 推動兩岸產業合作,本質上是持續且無止境工作,需要不斷突破,是一件比貿易談判更艱辛的任務,因產業合作推動內容,常建立在長期願景與短期利益衝突之上,其關鍵在於前瞻與開放思維。未來唯有強而有力的政策引導,兩岸肯擔當的決策高層持續堅持,兩岸產業合作始有創新與突破之可能。 (2013.03.20 經濟日報社論)

2012-09-07

聯合大講堂 / 創新應追求精益求精

udn talks 今天登場,工研院知識經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杜紫宸進行專題演講指出,創新並非「新益求新」,而是「精益求精」,還必須符合「可長期維持的獨特性」及「可規模化」兩大特色;面對新興市場大量人口由貧窮走入小康所帶來的商機,台灣應該要思考,我們要發展哪一種創新?年輕人創業要選擇白菜的利潤,還是白粉的風險?

減法治國 讓產業有效率的集中

杜紫宸上午在「udn talks聯合大講堂」以「改變明日的創新思維」為題演講。他指出,台灣最大的限制在自己,政府常出現反淘汰的思想,這對台灣競爭力出現很大威脅。台灣需要思想解放,接受體制內外的競爭,社會應該鼓勵適當的競爭及淘汰,才能不斷優化自身條件。他認為台灣必須要有一個具有偉大思想的領導者,這些領導者能以減法治國,例如讓大學數量適度減少,讓電視頻道整合,讓產業有效率的集中,台灣才可能在全球競爭中,創造出更多更有效且能改變明天的創新思維。
台大生問工作 台積電輸給炸雞排

談及創新,他說了一則故事,兩年前一位台大電機所學生在BBS站批踢踢實業坊po文問網友,他該選擇台積電,每日工作13小時、月領7萬元,或是跟著母親到夜市賣雞排,每天工作5小時月領4萬元?

多數網友選炸雞排。

這故事要思考的是,創新除了應具備可維持、不易被仿製的獨特性,從炸雞排要發展成麥當勞一樣企業,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做到規模化?當年輕人想投入一些改變明日的創新工作,應思考是否具備上述兩條件。

他引述李家同曾對創新所下的重要評論,創新是來自「精益求精」,不一定是「新益求新」,國家選擇發展產業或個人選擇工作,都在想要不要選更新的東西,但第一個出現的領先商機,若不具備長期獨特及大規模擴增的能力,這樣的創新是否成為成功範例?

德國精益求精 全球不景氣照成長

以追求精益求精的德國為例,全球不景氣,它卻持續成長,除了具備提供全世界關鍵性技術及設備的條件,這基礎性技術又符合未來30年全球成長最快速的新興市場趨勢。

他認為,台灣缺的不是 new idea,以蘋果系列產品來看,其實是將別人的創新想法解構重組,並整合消費者的需求,加上工匠的藝術,台灣若也能解構重組,並以使用者需求,加以精益求精,再加上工匠藝術,也能做到蘋果在世界上的創新影響力。

【 2012.09.07 聯合晚報╱記者郭玫君、盧沛樺 】


台大電機系畢業生,要去台積電當工程師,還是去夜市賣雞排比較好?年輕人應該追求「白菜的利潤」還是「白粉的風險」?台灣產業創新,應該「新益求新」,還是「精益求精」?工研院知識經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杜紫宸,對「創新思維」提出大哉問。

杜紫宸在聯合報系舉辦的「udn talks 聯合大講堂」中以「改變明日的創新思維」為題發表演講。他在台大批踢踢(PTT)上看過台大電機系畢業生詢問網友意見:出社會後應選什麼出路?他有兩個選項,一是到台積電當工程師,每天工作十三小時,月薪七萬元;另一是跟老媽在夜市賣雞排,每天工作五小時,月薪四萬元。八成五網友贊成他去賣雞排。

「每天賣兩千片炸雞排,跟把炸雞排發展到麥當勞的規模,中間差的就是『創新』。」杜紫宸認為,創新不一定要自己創業,「而是要能改變明天」。他以臉書為例,最早只是大學校園裡的交友網站,但演變到今天的規模,對改變世界影響力而言,何止幾千萬倍。

創新有兩個關鍵要素:獨特到可以防止別人仿製,以及規模化。一九九五年到二○一○年有許多網路創新,但只生存五年就消失,就是因為不能持續產生特色,而被別人模仿、改進。他認為,創新必須讓價值不斷提升。要能做到規模化,靠的是組織、管理、效率上的創新。

杜紫宸不認為創新一定要「新益求新」。「精益求精」從技術、品質、效率等方面創新提升,是德、日產業成功的關鍵。他也以蘋果公司的 iPhone 為例,iPhone 雖年年都推新機,但功能上並沒創新,而是把別人成熟技術,在新的平台上重新組合,「蘋果價值僅來自於依據使用者需求,進行解構、重組,並加上工匠藝術。」

【 2012.09.08 聯合報╱記者李承宇 】

2012-08-06

以創新思維重建台灣競爭力

英國大文豪狄更斯名句:這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充滿光明的時代。今年以來,台灣經貿表現數據,接二連三探底,識者莫不憂心。但保三或保二,其實不值得太過掛慮,應該操心的,反倒是如何確保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美國哈佛大學學者麥可‧波特定義所謂國家競爭力,就是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無論來自環境稟賦的優勢、效率程序的改善,或研發創新的貢獻,國家競爭力是經濟成長的真正根源。

短期研議之政策救濟、急單爭取、更多觀光客,或許可暫時止血,但無法解決台灣面對南韓、大陸、東亞諸國取代性經濟競爭的威脅。

台灣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或是世界經濟論壇,歷年國家競爭力評比當中,不論名次前進或後退,分數最低的評比群類都是「政府效能」,說明了針對政府效能做出大刀闊斧改善,是提高台灣競爭力的不二法門。

關鍵在於解放思想。十數年「防弊重於興利」主政理念的引導,政府機關已將「依法行政」意涵限縮為,「公務員只能做法律上明文規定必須做的事」,那些敢以政策圖利產業,帶動社會最大外部效益的公務員,不是遭媒體揭弊抹黑、監察院立案調查,就是得面對司法的無情起訴。

當一個政府不能做大事、公務員不想做大事、也不敢做大事的時候,國家競爭力可能一去不回頭。

面對產業結構與文化的重痾,七年之病,求三「月」之艾,是政府文化內更令人擔心的另一件事。簡單說,台灣面對的國家競爭力問題,既有近憂,更有遠慮。

許多人將台灣經濟表現的逐步下滑,歸諸於國際形勢的惡化,可是美國金融危機與歐債風暴,並未擊垮我們的主要經濟競爭國。南韓逐漸強大、大陸正在崛起,這些其實都不是最可怕的事,台灣內爭耗損、政黨惡性掣肘,最是令人擔心。

提高國家競爭力,重振亞洲小龍之首風威,台灣需要大膽創新的思維:

一、人才為立國之本,逐漸成為朝野共識,但影響競爭力之人才問題,不該只是道德呼籲,更不等同於勞工與就業取捨;人才缺口的質性剖析,仍有待深入且專業的研究。而對應其他國家對台灣人才挖角之解決方案,不應簡化為提升薪資了事;因為真正吸引頂尖人才的激勵因素,在於台灣是否具備高挑戰性研發,與友善之創業發展環境。馬政府以有感經濟與黃金十年為主軸之政策,於此面向之著墨,似應大幅增加。

二、在發展新興產業與產業結構轉型之間,審慎考量台灣經濟定位與可承受風險。陳揆最近提出,發展中堅企業之思維構想,強調仿效德日模式,發展隱性領導企業,減少煙花不實幻想、重視穩健築底,鞏固台灣競爭力基盤,值得各界深思。

三、台灣每年六百萬入境旅客資源,雖帶動觀光直接相關產業,但其社會外溢效應,尚未完全展現,經濟受益過度集中少數企業體,未來應可提高其規劃層級,以增進全民福祉設定目標,有效帶動台灣成為服務型經濟與社會。

四、訂定特別優惠方案,歡迎典範型台資企業「衣錦還鄉」,讓台商於境外經商成功之後,不僅回台購買豪宅,更成為直接帶動台灣社會與經濟轉型之關鍵動力。

(刊登於2012.07.29 聯合報 A6 專欄)

2012-02-11

新閣上路/脫胎換骨 舊問題先解決

新閣上路,「改革大刀闊斧,台灣脫胎換骨」成為十二字箴言,所向披靡,若干閣員已迫不及待地宣布重大施政構想。但政策不能只貪圖一時掌聲,胡亂揮舞新議題;況且國家競爭力脫胎換骨何其困難,必須集眾智謀定後動,否則損傷筋骨。

重大政策通常具有兩面屬性,如何取其優點、避其傷害,是閣員常需審慎思考的前提。舉例言之:將台灣由製造立國基礎,逐步轉型為以知識為導向之創新經濟,是長期以來凝聚的朝野共識,但擴大發展知識型經濟,也有副作用。因此,搭配勞動密集型服務,如複合流通服務、深度觀光旅遊、政府業務外包、高價值農業企作、家事照護專業化等共同發展,創造經濟成長與社會公益之「共伴效應」,成為擬訂政策之關鍵。

考量經濟結構之堅實發展,沒有一個先進國家貿然放棄大型製造產業,美國曾醉心於科技研發與服務創新,將製造產業放手外移,最近歐巴馬政府已深刻了解其於社會發展與就業均衡之關鍵性,下令重新檢討並建構美國製造之產業根基。

台灣過去四十年,逐步建立機械、重化、傳統民生、電子等基盤工業,得來不易,未來尚有極大突破成長空間,其國際競爭力之優化,仍應列為國家發展優先項目,持續投入資源。

最近坊間出現若干論調,倡言台灣無須繼續眷戀製造,應卯足全力,發展新興服務產業,但此不啻孫中山比喻之「為了彩券,丟掉扁擔」,恐怕將提高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長期風險。

我們必須提醒新閣:過去許多重大經濟發展政策,其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例如國光石化停建後的重化工業如何轉型、ECFA後續協商是否可以產生服務貿易的實效落地、觀光醫療仍未積極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亟待加速並與外勞限制脫鉤、核一核二除役後替代能源難題懸而未解等,仍應列為財經施政之優先主軸,實事求是,逐一解決,如此台灣經濟方能真正脫胎換骨。

去年四月,馬總統宣示:人才問題應提升為國安層次,但將近一年過去,爭取國際菁英人才成效仍然不彰。幾天前,馬總統出席慶祝來台觀光客突破六百萬活動,暢談台灣人的誠實與友善,但如何提昇觀光效益成為台灣立國基礎,相關文化與經濟加值配套措施,卻在主管機關自我感覺良好狀況下,咸少提至跨部會檢討。

ECFA是馬政府過去四年主要政績之一,然其後續談判,聚焦依然是成熟與弱勢產業關稅減讓,看不出其中內蘊前瞻拓展、經濟轉型之引導任務,尤其於服務業國際競爭力提昇,更付闕如。

其他如文化創意產業願景共識難產,四大產業「聯陸制韓」動作牛步,科技研發管理已成多頭馬車等,在在都是關鍵議題!今日新閣如若無法面對關鍵問題,具體務實地突破困難,僅能改尋其他全新議題「大刀闊斧」,恐怕將令有識者嘆息。

( 刊登於 2012.02.07 聯合報民意論壇 )

2012-02-02

產業轉型需要策略與堅持魄力

新任行政院長陳冲已公布新內閣成員名單,並揭示產業結構調整是現階段重要考量的政策方向,強調要努力朝高價值人力的勞力密集發展。陳揆將拚經濟重點放在需要長期下苦功扎根的產業結構調整,而非本末倒置、華而不實的招商引資,證明了他的遠見及決心,我們給予高度肯定,並願就此提供政策方向及作法上的建議,期望台灣產業發展之路走出坦途。

盱衡普世價值趨勢,經濟發展有五項核心能耐,已逐漸成為台灣產業長期成敗的關鍵要素:建構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國家軟實力、確認具戰略高度的兩岸及東亞國家競合戰略、致力科技發展與創新創業系統整合、擬訂兼顧社會正義與環境永續的調和策略,以及透過跨部會合力推動高附加價值新興產業(深度觀光、文化創意、農業科技、地方建設)等。

然而,這些核心能耐的建立,需要長期的施政魄力。過去數年,政府常因政治或選舉考量,推出產業紓困或資金補貼方案,但這些應屬短期的措施長期化,不但不能厚實產業競爭力,甚至還產生反淘汰的資源扭曲作用。因此,期盼新閣上路之後,真正理解轉型要素的關鍵性,正確掌握產業發展與資源分配的準則,重訂政策遊戲規則,做為未來四年治國施政的重要依據。

首先,台灣關鍵資源有限,國家發展思維應仿效丹麥、荷蘭、瑞士等,朝小美精緻的目標努力,選擇適宜的高價值利基型產業,鼓勵發展具差異化的國際競爭型企業,並與主要國家建立互補合作關係,避免獨力投入巨量資源的全線戰役、面臨進退兩難窘境與社會共同善後的風險。因此,面對國際間日益激烈的競爭,未來產業政策倘若過度強調「新益求新」的賭局式選擇,恐係好高騖遠,不符自身特質。

其次,應與不同國家發展不盡相同的經貿合作關係。總體而論,在台灣主要產業的標竿合作國家中,前瞻創新與尖端人才引進,仍應重點強化與美國大型企業及資深美籍華裔的緊密關係;鄰國日本則是我們建構基礎工業(機械、設備、化學、材料)世界級精緻工藝的最佳夥伴,日圓升值也創造台日合資及供應鏈緊密連結的時機。至於中國大陸,其對台灣產業轉型發展的助力,不僅在於龐大市場加持,更重要的是提供大規模、複雜型系統練兵的場域,舉凡節能減碳、都市建設、離岸風力、農業契作、遠距醫療、雲端應用等,先於大陸實驗,再進軍世界高端市場,應是台灣大型企業可思索的戰略方向。過去幾年,大陸華為執行「以鄉村包圍城市」,從第三世界成功進軍世界通訊設備市場,即為此種模式的典型範例。

為落實推動有感施政,政府應聚集社會菁英,共同挑選未來社會發展需要及產業外溢效果較高的關鍵技術,全盤鬆綁國家創新系統的行政約束,使產學研的研發資源產生最大整合綜效。此外,提高國家型計畫的產業及社會效益指標,擴大法人及企業參與比重,避免因追逐無實質產業效益論文數目,徒然浪擲研發預算及高級人才資源。

此外,為建構紮實及不易被取代的百年產業基盤,台灣應師法德國及日本經驗,長期培植充沛優質的藍領技師,比照發展頂尖研究型大學「五年五百億」精神,公開挑選關鍵應用技能領域(基礎工藝、商業流通、農業科技、餐飲美食、產品設計、觀光旅遊)的頂尖科技大學,編列充足穩定的預算,強化其「實務型教師」及實作設備規模,吸引一流學子投入技職學門,逐步調整產業發展的DNA,朝向「精益求精」高價值方向發展。四至十年內,台灣產業方能真正「脫胎換骨」,長期立足全球。

( 2012.02.02 經濟日報社論 )

2011-11-07

兩岸產業合作出現的焦慮感

「第一屆兩岸產業合作論壇」近日在江蘇昆山舉行,是首次由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具名主辦的研討會,聚集了 200 位學者專家,熱議兩岸ECFA簽署後,產業合作如何從兩條平行線走向「面向全球競爭」的合資合作模式。在這項會議裡,業界表達出他們的焦慮感,因兩岸產業合作推展三年有餘,但表面交流多過深度合作,難以滿足彼此發展需求。

自 2008 年 9 月以來,由經濟部提出構想,兩岸共同協力促成,先後舉辦過 33 個場次的「兩岸產業搭橋會議」,在產業界曾引起廣大迴響。據統計,單單出席的企業人數即突破 1.5 萬人次。然而,三年前「官方搭橋,民間上橋」的交流模式,現階段已明顯產生邊際效用遞減現象,不但不足以滿足台灣企業爭取大陸市場,進而強化全球競爭力的需要,有時甚至成為主辦單位的負擔,排擠其他合作資源,亟待創新突破。

過多表面交流,缺乏深度合作,是目前推動兩岸產業合作不能再逃避的議題。如果兩岸經濟合作,繼續停留在斤斤計較的關稅減讓談判、化零為整的「假性採購」,舉辦幾場數十萬人次的土產小吃品嚐、卻無法建立固定供應鏈關係的台灣精品展售會,那麼,在國際激烈競爭、中國與歐美韓等國密集探討互補合作的情勢下,兩岸產業恐將漸行漸遠,甚至相互傷害,成為市場直接競爭與意圖殲滅的對手。

兩岸自 2008 年 6 月恢復海基、海協兩會層級的正式會談迄今,一共簽署了 16 項協議、一項共識、二項共同意見,其終極目標是為兩岸間各類往來活動,提供全面、穩定、可預測性的保障,避免沒有必要的誤會,降低非理性激烈衝突發生的可能性,而這個前提也是大多數台灣民眾樂見與支持的方向;至於兩岸協商採「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原則,也是因應兩岸現實情勢,較為務實可行的邏輯順序。但是,誠如一位知名企業家在這次會議上的質疑:如果把ECFA翻成英文、把台灣改成另一個國家的名字,試問兩岸經貿合作的協議,與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所簽署的經濟協議有何不同?何來所謂「惠台」及「讓利」,甚至是國民待遇?換言之,如果兩岸沒有辦法進行有深度性的產業合作,ECFA充其量只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消極性協議,並不能解決兩岸產業終將全面對峙的「雙損」宿命。

兩岸經貿自由化的發展,必須考慮經濟全球化的複雜關係;在這個大趨勢下,任何兩國簽署經濟協議後,最關心、並且採取相對應措施的,反而會是利益相關的第三國。當政府歡喜兩岸簽署 ECFA,延伸推動了台日經貿投資關係的同時,更應該警惕南韓與新加坡在中國大陸的加碼布局。舉例言之,受 2009 年初大陸「家電下鄉」對台增加採購的刺激,促使韓國三星下定決心在大陸興建八代以上面板廠,直接貼近與供應全球最大電視機市場,導致台灣面板業「得小利、失大利」的血淋淋教訓,殷鑒不遠。

兩岸的產業貿易與依存關係,現階段雖大多屬於供應鏈垂直分工的態勢,但遵循十二五規劃「完善產業價值鏈」的思維,中國大陸勢必進入「替代自台進口」的產業政策階段。兩岸產業由中、下游分工,步入直接競爭,恐已無可避免。此時此刻,兩岸產業政策制定者,如何提出強而有力的政策工具,引導兩岸主要競合產業,例如石化、半導體、LED 照明、汽車等,師法過去百年的歐洲諸國,以水平分工取代替代性競爭,建構一個真正可持續性的互利雙贏平台,恐怕是兩岸產業走向競或合,無解之中的唯一解,也是 ECFA 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最重要的當務之急。

( 2011.11.07 經濟日報社論 )

2011-10-18

積極進軍優質平價新興市場

麥肯錫顧問公司曾預測,新興市場經濟成長,將帶動全球更多家庭年收入超過 5,000 美元,而這正是民眾有能力消費各種非必需品的起始點;未來十年內,將有近10億消費者進入優質平價(good enough & affordable)消費市場。因此,世界知名企業如聯合利華、雀巢、優衣庫等莫不卯力發展此類產品,進攻此一龐大市場。依國外專業機構預測,未來五年全球優質平價市場的消費金額將從 4 兆美元上升到 9 兆美元,值得亟思轉型的台灣產業積極把握。

依據美國密西根大學普哈拉(C. K. Prahalad)教授的研究,當前金字塔底層市場相當於全球人口的 80%,其中約超過 30 億人口想要改善生活品質;若獲得開發,則全球市場不但從「上尖下廣」的金字塔型,轉變為「中段獨大」的鑽石型模式,其所蘊藏的商機與新興消費者意識,亦將顛覆市場生態,改變跟著歐美走的商業模式。

在這些新興市場中,中國大陸及印尼的發展最受關注。根據波士頓顧問(BCG)的研究,未來十年中國大陸家戶所得結構將有劇烈變化,每年可支配收入在人民幣4萬~6萬元的準中產階級,以及收入在人民幣 6 萬 ~ 10 萬元的中產階級,將達 1.35 億戶,成為全球最大的優質平價商品目標市場。另亦有市場研究公司指出,人口逾 2 億的印尼,2020 年時中間所得家庭族群的家戶數將達到 5,200 萬戶,推動印尼成為發展優質平價商品的第二大目標市場。

除了中國大陸、印尼,擁有第二大人口的印度及近年快速發展的越南,也被視為最具潛力的新興市場;加計此四大市場內家戶所得在 2.5 萬至 4 萬美元的家庭,十年後總數將超過 3 億戶。台灣鄰近四大最具潛力的新興市場,提供台灣發展優質平價商品的支撐平台;不過,四大市場的經濟、人口結構、所得水準各有差異,台灣在思考進軍新興優平市場時,須先釐清各市場新興中產階級的輪廓面貌,以求精確掌握目標族群的需求與特色。

在這些新興市場中,過去被視為消費力較弱的下層消費者,將隨著所得增加而進入新興中產階級。不同於美國中產階級隨穩定經濟成長逐漸演變的過程,新興國家的中產階級不只追隨其內部經濟發展,也急於與世界接軌,因而形成不同的模式。一般說來,剛脫離貧窮、品牌意識尚未建立、急欲享受更高生活品質的新興中產階級,具備兩大共通點。首先是跳躍式消費型態,跳過品味與偏好的摸索期,直接選擇迎合世界流行的趨勢產品,例如使用綠能產品、智慧型手機等。這類中產階級像雷達一樣,會四面八方接受各種訊息,且勇於投資新產品與科技,形塑個人優越感。第二個現象是對價格的敏感度高,嚮往與上層社會類似的優質生活,但追求平價奢華、高貴不貴、物超所值的產品或服務,IKEA、ZARA 風潮因而應運而生。

經歷金融海嘯的淬鍊,台灣經濟正面臨挑戰,包括出口過度依賴歐美市場、產業結構以代工製造為主、易受少數國家景氣波動影響等,產業亟思轉型;另方面,新興市場的發展趨勢成形,需求正殷。在此情況下,台灣應掌握此一機遇,以優質平價產品的設計開發與市場行銷,進行產業再造工程。

台灣過去以代工為主的製造經驗,培養了台灣產業深厚的發展優勢;許多標竿型企業也已從自動化、標準化產品的製造與服務,逐漸走向創新,強調企業策略的獨特性及差異化。因此,企盼政府及企業合作,訂立積極的優質平價市場進軍戰略,以形成台灣企業在全球分工的價值鏈,進而擁有更自主的產品化定義能力與品牌通路掌控權。

( 2011.10.18 經濟日報社論 )

2011-09-29

解決 DRAM 產業困境的選項

半導體是所有電子產品及使用電子零件設備器具,如交通工具、醫療器材的必要基礎,半導體也是台灣最重要的科技產業,擁有16座12吋廠、20座8吋廠,占有全球潛在產能25%。澳洲作家艾迪森(Craig Addison)曾著書「矽屏障」,比喻台灣科學園區就像伊拉克的重要油田,任何國家倘若輕率發動戰爭,破壞台灣半導體生產能量,可能引起全球電子產品立即性短缺危機。有人即稱,真正保障台灣海峽不發生戰爭的原因,不是先進軍事武器,而是台灣掐住了世界半導體元件生產的關鍵產能。

但是,在世界舉足輕重的半導體產能中,台灣將四成以上押寶在記憶體,尤其是標準型產品系列。這五年來,DRAM 面對全球產能過剩及以專利為手段的競爭,台灣相關公司虧損連連。不少人擔心,如果不幸發生倒閉事件,將關係4,000億元的銀行長短期融資及60萬小股東的權益;但更重要的是,此事攸關台灣科技產業與國際技術鏈夥伴關係的改變,可能嚴重影響台灣產業的世界競爭力。在此一情勢下,我們可以有那些因應的選項?

選項一:靜觀其變,聽天由命。換言之,如果全球 DRAM 供需走向良性循環,年平均價格回到變動成本加計借貸費用之上,則國內相關半導體公司可逐步改善營運,回歸正軌。但根據國際權威機構的研究,2015年前全球對 DRAM 需求的複合平均年增率僅2.6%,逐步平衡的機會渺茫。

選項二:各憑本事,轉型轉進。不過,這些過剩產能的流竄,將直接排擠國內其他半導體企業如世界先進、華邦、旺宏等之經營空間,甚至造成價格惡性競爭,拖垮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其他區塊。這種以尋找利基應用市場做為出路的轉型案例,過去較為成功的包括世界先進與華邦,但其前提是有經驗豐富的母公司技術支援,與逐年挹注的充沛資金。

選項三:引進大型投資者,改善老舊設備,生產40奈米以下的精密製程,提高良率及產能利用率,並投資爾必達或美光,以對抗韓國專利訴訟與技術競爭的圍堵。但初步估計,若要將一座現有生產6萬片的12吋廠更新為浸潤式設備,需要新台幣100億元,之後每家公司每年尚需繼續投入5億美元,維持持續研發。此一選項所需要的資金,不包括歸還銀行貸款及贖回到期公司債等,整個台灣產業至少需要1,500億元,方能與韓國長期作戰,並維持世界記憶體市場三成以上產能的關鍵影響地位。

放眼現今世界,有能力且具意願投資台灣 DRAM 產業的對象,唯有中國。曾有部分產業大老向政府建議,只要對岸比照家電下鄉模式保證收購台灣的產量,即可安心。但一次性採購實不足恃,能落實的增額性採購亦不高,更無法改變台韓產業競爭的結構問題。最實在的,還是注入要素實力,亦即大量的現金投資。

此外,中國大陸在其十二五規劃中,明確寫明發展半導體製造產業的企圖心,我若不跟大陸合作,彼岸仍將尋找其他策略夥伴建置產能,將造成競爭更為慘烈的產業生態。萬一選擇了韓國,台灣更可能成為中日韓台四地競合的輸家。

另方面,DRAM 目前並無直接取代的可商品化技術,如果韓國三星一家獨大,則其所獲致的獨占地位,足可對整體下游電子產業予取予求,甚至 DRAM 未來十年所可獲致的利潤與現金,也可讓三星在電子與其他產業中如虎添翼,具備徹底破壞產業供應鏈的關鍵地位,後果不堪設想。

維持經濟穩定,政府沒有選擇,必須主動面對大型「未爆彈」。倘若不能拆除,至少設定防火牆加以防護,將重大風險出現的機率降至最低;上焉者,甚至轉變為產業破壞性創新的動力,化險為夷,強化國家產業競爭力。

(2011.09.29 經濟日報社論)

2011-04-01

十二五規劃帶給台灣產業之威脅與啟示

中國大陸公布了「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畫(十二五)」,內容吸引台灣政商關注,眾人試圖解構這個影響未來國際經濟均衡的施政規畫。但中國大陸十二五規畫,對於台灣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究竟是提供了廣大發展機會,還是帶來更嚴峻的競爭威脅,應予細究深思。

回顧 1951 至 1980,中共建政第一個三十年,是政治導向的中國,掃除異己重要性壓倒一切。1981 至 2010 可稱為經濟的中國,成功地讓一部分人富起來。面對未來三十年,官方規畫藍圖是建設社會的中國,溫家寶在兩會前夕,宣布未來五年中國 GDP 平均年成長率訂在百分之七「包容性增長」幅度,充分說明了十二五將是中國推動社會制度與經濟結構轉型的階段性時期。但,脫殼蛻變經常是一個痛苦與排他的過程。

過去三十年,透過經貿密切往來,兩岸不再是獨立發展的兩個系統,成為一個既互補又競爭且互相學習的產業生態。許多重要產業(資訊電子、機械汽車、食品紡織),台灣與大陸共同週旋於美國創意、日本原料與歐亞市場之間,扮演著國際供應鏈垂直分工的緊密夥伴關係。然而,隨著十二五揭櫫的擴展內需政策,大陸本地產業結構,未來勢必走向向前與向後整合的趨勢,而現階段兩岸產業垂直分工之互利均衡,可能於五年內快速打破。當兩岸產業分工條件情勢不再,多數企業被迫選邊站。

我可以大膽預言:未來二十年兩岸貿易依存度與投資逆差可能減少,而產業分工將快速走向水平,取代今天的垂直分工。台灣面對的「大國之鄰」窘境,有如丹麥、瑞士、荷蘭之於過去百年的德國。未來「台灣接單、大陸製造、國際行銷」之營運模式,將逐漸退出主流思維,更多的台籍企業走向市場深度經營策略,致力建構完整服務通路,大量培植大陸本土幹部,甚至決定在當地金融市場直接掛牌上市。

從戒急用忍以降,台灣政府管制企業與資金的流動,但面對跨境無障礙化的全球發展態勢,產業競爭之關鍵能耐,如尖端技術與管理知識,早已可以隨著關鍵人才之移動而遷徙。面對這種化整為零的區域移動,傳統的國家管制機器完全失效。更坦白說,三十年來台灣與韓國在資訊、半導體產業之崛起,關鍵成功要素之一,即是來自美籍華(韓)人與日本退休資深人力之大量移動。未來中國大陸在十二五期間,陸續激發的龐大科技創新與市場應用規模,對於台灣與海外企業優秀白領,將具備致命之吸引力。未來台灣資深中產階級大量移居大陸,或往來於兩岸,約已可見。

許多人將此一可慮的發展情勢,歸諸於兩岸交流政策的放寬,殊不知環境比較優勢是因,人才資金流動是果,建構政治壁壘並不能降低兩地資源價值之相對水位。但政治工作者卻經常倒果為因,為自己意識形態之正當性辯護,爭取不具完整資訊之基層選票。但歷史為不可逆之機遇,爭辯何用?現階段台灣經濟與社會發展,對外招才,其實遠比招商更為關鍵,倘若政府持續本末倒置處理,必將事倍而功半。

十二五的基調,說明了中國將嘗試致力於經濟與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先不論這樣的轉型可能造成的經濟與社會動盪風險,中國大陸發展遊戲規則的本質變更,大多數台灣企業與政府財經、兩岸、國安部門,是不是已經充分理解與準備,我們未來的兩岸產業政策,能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考驗著政府、國會、朝野、智庫四方面的智慧。

二十年前,海峽兩岸的產業實力如同「幼虎、成貓」,台商企業曾經悠游虎穴,擁享物美價廉的生產要素,不亦樂乎。但如今經濟均衡之客觀態勢已然轉變,昔日幼虎茁壯成中虎,將與老貓競食。調適過程中,眼光膽識會不會成為台灣的策略死穴?當經濟出海口被政治意識潛規則所全數固封之時,時間將是最殘酷的終結裁判。

(刊登於 2011.04.01 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0-09-12

解決貧富落差真的對症下藥了嗎

兩岸簽署 ECFA 後,部分電視政論名嘴,將台灣經濟對外開放與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刻意描繪成直接因果關係,激發了相當大的民憂民怨。許多市井小民日夜擔心:自己會不會因為全球化區域化浪潮而失業,甚至淪為社會底層的貧窮階級。

其實貧富差距擴大的憂慮,是個超過百年歷史的老問題。馬克思在 150 年前發表資本論時即預言:資本主義經濟將造成巨富與赤貧;可是一百多年過去了,全球經濟發達國家中產階級,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只是每當社會與經濟發生重大轉折的時刻,這個鬼魅議題就會從內心深處浮現,成為一般人對於未來的主要隱憂。

五年前大前研一出書警示 M 型社會即將到來,當時確曾在台灣引起很大迴響。但經濟發展與開放,是不是造成台灣所得財富 M 分配的元兇,迄今未見客觀與廣泛之探討。像這樣似是而非的觀念迷惑,會不會只是一種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首先需要澄清:所謂貧富差距,指的應該是財富不均而非固定所得差異。否則,一位擁有億萬資產但不工作的富翁,可能被解釋為赤貧階級。再者,經濟發展與成長並非財富分配不均的充分條件。瑞士經濟富裕,但國民間貧富差距程度並不顯著;反之,印度落後貧窮,其財富懸殊卻是世人皆知。

財富累積可能來自勞務之初始所得,也受投資盈虧等二次分配之影響;換言之,財富改變與不均化,並非完全起因於初始所得之分配不均,更有可能導因於重分配機制的影響。前者的分配主要決定於貢獻價值之可取代性,後者則較可能被制度設計關係人所操控,產生不符合公平正義法則之財富移轉。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假設:不公平的財富重分配制度,可能才是台灣貧富差距惡化的主要元凶。

什麼是最常見的「不公平財富重分配機制」?未完善的稅賦制度設計、房地產增值的不勞而獲、股市投資信息之明顯不對稱(俗稱內線交易)、金主集體坑殺散戶等,都是典型且常見的財富重分配殺手。此外,特定事業(金融保險、砂石開採、長途運輸)持續寡占暴利,更是「造福」少數巨富階級的車手幫兇。

根據報載,行政院因應貧富差距惡化,日前成立專案小組開會研商,並提出若干解決構想。究其方案細部內容主要有兩項: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市場。惟如前所述,貧富差距之原因並非一定來自初始所得之多寡,關鍵可能在於重分配機制之不公正。所涉之影響,不僅是經濟成長與分配議題;更嚴重的是:重分配機制極可能已經扭曲了社會公平與正義。近年來,非因個人貢獻所獲取之經濟利益,如土地增值緣自都市發展與環境優化,其財富增加須繳之稅賦卻甚低,難道不是貧富落差的主要元凶?

談到產業結構轉型,台灣當然需要創新與知識加值之產業結構變革,但創新與競爭力的背後,代表著生產力與競爭力提高;換言之,如果台灣需要發展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就該採用效率化之高生產力經營理念,但那意味著:同樣的經濟成果與產出,我們將聘雇更少的員工。身為政府產業智庫之一員:我經常反問自己:為了解決短期失業問題,台灣真的想要回到勞力密集的產業發展政策嗎?

這個問題答案顯而易見:唯有獎勵高效率與高生產力企業,提升台灣產業長期競爭力,才是社會發展之正解;否則台灣社會最終只會得到「均貧」的痛苦下場。但如何抗拒短期高失業政治壓力,堅持高產出效率、具國際競爭力之產業政策,考驗著政府最高階層的道德勇氣。

解決貧富差距惡化,絕對不是經濟與勞工部門單一的問題,如何徹底消除社會上存在已久、不公不義、優惠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二次分配制度,才是台灣長期發展的關鍵所在。在此一面向之上,財政部、內政部、金管會、公平會、中央銀行,應該擁有較大的影響力量與更重的社會責任。

(刊登於 2010.09.02 經濟日報「名家觀點」)

2010-08-17

陸客破表之後的政策斟酌

「還會再來嗎?」每次出國在候機室裡,常會與同機的來台陸客寒喧。「來過了。」對方總是這麼回答,言下之意:台灣不就是如此,幹嘛再來?「這次去過鹿港、苗栗、墾丁,到過誠品嗎?」對方微笑搖搖頭。

台北旅展日昨落幕,兩岸旅遊取代歐美日,成為民眾與旅遊業者共同矚目的焦點;大會論壇發言,陸客來台自由行成為媒體關心話題。回顧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兩年,去年人數已超過90萬,根據交通部估計,今年則有機會挑戰150萬,大陸國家旅遊局長邵琪偉甚至喊出:每年300萬人次「指日可待」。

成果豐碩數字背後,如果細看陸客觀光足跡,不難發現:故宮人滿嘈雜如夜市、景點髒亂攤販充斥、茶葉玉石鳳梨酥、日月潭行阿里山外加101,這就是大陸觀光客普遍留下的台灣印象。

如果把擴大觀光當成國家重要政策,甚至是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軸選項,請問:這種衝量但不顧質、財團受利而非全民受惠的成長模式,符合我們最原始的目的嗎?

台灣需要的觀光政策,應該是重質不重量。

就在交通部為陸客人數破表欣喜的當下,我們實在應該好好檢討:如何利用此一歷史機緣,建構大陸觀光客心中留下的台灣意象。那應該不是兩蔣墓園內,國共內戰的歷史巡禮,不是為了印證教科書上日月潭的刻版印象。應該讓陸客真正看到台灣自然生態多樣性,讓他們近距離體驗台灣人文的潛在優質。

好的政策可以帶來全民較普遍的受益,細膩的執行可以讓台灣之好深入大陸民心,甚至降低兩岸衝突與緊張之可能。觀光是服務外銷的特殊形式,其社會與經濟外溢效果可以很大。舉例來說,如果觀光路線真正多樣多元化,便能使開放觀光政策,由今天少數財團之荷包滿滿,改變為市井小民普遍受惠。更大膽地假設,如果每年五百萬來台觀光客,每人增加一萬元普及消費,並遍佈兩百鄉鎮、萬家商店受惠,其引導之經濟乘數效果,等於每年重複產生2009 年發放消費劵之爆發性影響。

兩岸觀光政策是否能向重質不重量旋轉,關鍵在於政府高層賦予交通部及觀光局之績效指標,也就是俗稱的KPI。讓怎樣的陸客來台自由行,每年讓多少陸客來台,主要決定權應該在馬總統、吳院長,不是邵琪偉。

以質為重的觀光政策,首要任務在於客層選擇。除了購買力與再訪率,回國後能否發揮小眾傳播,改變大陸社會對台灣觀感的影響力,是選擇時重中之重。說穿了。台灣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何嘗沒有一種反統戰的意義在內?試問:陜西大嬸與上海白領之間,觀光政策不該發揮選擇之作用?

針對大陸菁英及年輕族群,設計其嚮往行程,以塑造台灣新意象,在即將開放陸客自由行之今日,至為重要。80後、90後,未來即將成為大陸民意主流。台灣通俗時尚之引導力量,已普遍深植這群都會菁英,觀光主管機關宜充分掌握關鍵,積極洽商周杰倫、劉謙、費玉清等知名藝人在台擴大演出,並安排場次吸引頂尖白領,以偶像提高目標族群來台意願,讓他們於行程中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台灣文化。

時近年終,交通部、經濟部、陸委會,更可仿效過去安麗團模式,擬訂手續便捷之企業組團方案,推動台商企業陸籍幹部「回娘家、吃尾牙」,既擴大消費,又激勵員工士氣,可收摸蛤仔兼洗褲之雙重效果。

300萬陸客來台,固然可喜可期;但有朝一日,表演藝術、心靈禪修、精緻民宿、品牌體驗,成為陸客來台觀光主要動機,大陸社會菁英重複來台度假,寄情悠游於文化深觸之間,台灣在兩岸觀光政策上的終極目標,才算是真正大功告成。

(刊登於 2010.08.17 中國時報「言論廣場」)

2010-08-11

大橋意象與石磚鑄造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書中,有一段頗具深意的文字:馬可波羅描述拱橋,他一塊一塊石頭地仔細講述著。「到底哪一塊才是支撐橋樑的石頭?」忽必烈大汗問道。「橋不是由這塊或那塊石頭支撐的,而是由它們所形成的橋拱支撐。」馬可波羅回答。忽必烈靜默不語,沉思良久後問:「為什麼你跟我說這些石頭呢?我所關心的是橋拱。」馬可波羅回答:「沒有石頭,就沒有橋拱。」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簽署,有機會開啟台灣服務產業黃金十年,坊間多有論述;但大河橋拱樣貌雖已形成,關鍵石磚之設計與打造,工程尚未開始。

面對以中國大陸為首之東亞新興市場,台灣服務業國際化之突破,基本上可有五種類態:首先是台灣企業最擅長的連鎖加盟,透過品質標準化管理與在地資源連結,形成通路規模優勢;其次是擇定區域或利基族群,發展特殊品牌稱王;第三是以產業水平群聚方式(婚紗一條街、台灣名品城)集客共利;而增加觀光客入境消費則是第四類服務貿易型態;最後是創建非典型顧客關係交易平台,晚近在大陸竄紅的掏寶網、富士康集團擬議中之萬馬奔騰計畫,均嘗試由傳統商業銷售,演化成客戶服務平台。

連結一個比台灣大五十倍的消費市場,有機會讓台灣領域拔尖企業發展成為國際領先品牌,進而產生服務產業「母雞帶小雞」的形象外溢效果。大潤發、85 ℃、自然美、鼎泰豐,均已在大陸市場略具雛形,未來以十倍速之規模成長,猶有可期。這些商業市場利益果實,不但可以透過關係企業投資利得在台納稅、經營知識交叉匯集之「總部經濟」效果發酵,並可降低集團企業營運風險、提升企業在台服務深度與品質。同一時間,大眾更可透過資本市場運作機制,直接享受獲利分紅。

未來五年大陸服務市場,成長最快速的將是二線重點城市,也就是所謂省會城市與計畫單列市,如長沙、成都、寧波、南京、青島、瀋陽等三十餘座重點城市,人均年所得超過七千美元人口可達兩億,將是2020年前,台陸外三資決戰大陸市場品牌與通路關鍵所在,兵家必爭之地。

台灣企業管理能力細緻與策略靈活,是未來在大範圍市場取勝的優勢,但近年來部分大陸企業敢冒創新風險之作為,仍是不可掉以輕心的勁敵。日韓星馬虎視眈眈,策馬中原,加速投資通路及挖掘拔尖人才,更是令人驚心動魄。面對如此快速成長與變化之市場,掌握消費偏好與生活型態資訊,將成為未來市場致勝關鍵。過去二十年,台灣資訊產業所以能在世界市場立足,企業與研究機構頻繁分享趨勢資訊,實為關鍵要素。未來此種機制之快速建立,大河橋拱之支撐石塊也。

常有學者及民間團體,憂心兩岸貿易依存度增加,將導致產業外移與潛在受制風險。但一般而言:不似製造業之生產地理集中,服務企業需要接近市場與消費者,故其國際化業務拓展,較無由母國連根拔起之產業外移缺點。易言之,統一超商不會因為大陸市場未來展店之擴大,降低在台營業規模與服務品質。

面對即將展開的後續服務貿易談判,台灣實應透過精細資訊蒐集與反覆產學辯證,篩選優先爭取產業類別與樣態,俾能迅速建構經濟發展之關鍵石塊,早日讓全民獲益。當年馬可波羅「橋拱意象始於石磚建構」之務實提醒,豈能不慎省之。

【 2010.08.11 經濟日報「名家觀點」 】

2010-07-28

服務業發展關鍵 藏在細節裡

過去 20 年,台灣每年投入科技研發預算逐年增加,政府亦訂定五年內全國科技研發支出超過 GDP 3% 的目標,唯依據行政院經建會統計,政府研發預算運用於服務產業的比率,尚不及科技預算總數的 5%,與服務產業在 GDP 的占比不成比例。

服務產業關鍵價值之所繫,在於消費者真正需求的理解。過去科技研發計畫推廣,所以成效不顯著,事倍而功半,究其原因,並非科技本身不成熟,實乃對於消費者真正需求理解的不足所致,致徒有科技卻經常搔不到「癢處」。

但消費者需求理解,並非僅依賴商業高階或科技研發主管直覺性的判斷,國內外社會科學學門中,如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消費行為學等,早有甚具價值的理論與實務研究成果,亟待援引運用於我國的科技研發規劃。建議政府於科技研發預算中,每年政策性提撥 10%,用於整合國內外社會科學領域頂尖專家學者,進行主題式生活型態與消費行為研究,大幅提昇科技與服務產業於科技研發成果的有效適用。

服務產業成功重要關鍵,在於內部經驗的有效分享與傳承,此點於連鎖加盟或服務品質提昇的研究中,尤見其成效關鍵。但台灣服務產業成員大都開始於中小型企業,對於如何有效建立企業知識管理與關鍵中層人才養成,極度欠缺經驗,以致面對服務品質精緻化與布局國際市場時,備感吃力。

產業創新條例將於明年元月上路,如何針對台灣服務產業的價值提升與國際化目標,具體擬訂服務產業研發活動認定範圍,並將之納入產創條例施行細則或作業要點,俾使廣大服務型企業可以享受政府的相關獎勵政策,實為最具時效當務之急。

粗略估計,未來 15 年亞太新興地區有 20 億人口脫離貧窮,進入小康生活環境,這 20 億人口將創造世界最大的平價服務商機。台灣位居此龐大市場的地理中樞,有極佳機會扮演優質服務的關鍵引導角色。唯服務性商品多少具有文化與地緣差異性,而深入理解地區性差異,將成為何人占領此一崛起市場的重要關鍵。天使盡在細節裡,台灣應於未來五年,積極結合泛國際研究機構,針對東亞新興市場代表城市進行大規模比較性研究,奠定台商縱橫世界最大平價優質服務市場能耐的基石。

台灣過去 20 年,於零售連鎖加盟、精緻餐飲、商業外包服務等領域,已有若干標竿性企業展露頭角,這些本地成功企業,近年來致力於走向國際市場。唯據這些企業領導階層透露,台籍服務企業國際化的最大瓶頸,在於當地中層管理人才不足及服務供應鏈易地建置的不易。此一觀點反應出台灣未來發展服務產業,實更應強化核心能耐(中層人才及供應鏈)易地可攜性的研究發展。商業實體情境模擬的個案發展與教學,對於企業自行建立內部知識萃取、傳遞、交融、傳承,具有相當顯著的成效。

【 2009.10.16 經濟日報「名家觀點」 】

2010-07-18

熱門話題 -- 土虱擊魚

桃園航空站被爆料紀律鬆弛,主管的交通部政務次長葉匡時不滿羅淑蕾立委未能「一次講清楚」,暗批其心存打擊基層公務人員「陰謀」之心,次長昔日同窗林火旺教授投書媒體,認為葉匡時已失去當年社會改革之理想初衷。試想,這次揭弊的是吳育昇委員,評論的是陳長文教授,葉次長會不會早就下台一鞠躬?

政府為民服務,應接受民眾或媒體監督,除非揭弊者故意造假汙衊,執政者唯有虛心檢討、坦然接受一途,何需多言?葉次長以打擊基層公務員士氣為由,公開要求立委要爆料就一次講清楚,其心態與黑道嗆聲警察有膽就通通抓走何異?


管理學領導案例中,有土虱擊魚之說:善釣魚者,經常在魚簍中置一土虱(鯰魚),土虱三不五時攻擊同簍之魚類,魚兒為了避免攻擊,必須隨時保持高度警覺狀態,故離岸數小時之後,仍然活蹦亂跳。任何組織內倘若失去批判檢討機制,則文化腐化實可預期。近聞交通部欲延攬民間人士,出任航站管理公司總經理,此舉雖值稱讚,但高層倘仍存護短之心,不能以大破大立改革組織文化,恐怕這位總經理不久只能掛冠求去。


筆者認為,現居上位者,尤其是高層政務閣員,倘若不願或不能面對民眾求變求破之心,奉勸儘早離開團隊,以免拖累整體施政績效,盡失民心。


【 刊登於2010.07.14 中國時報,文字業經編輯修剪為較短 】

2010-07-06

靠 ECFA 轉骨 台灣要先轉心

兩岸經濟協議(ECFA)談判已告一段落,雖然反對黨正試圖從立法院的杯葛,找回睽違已久的政治操作舞台,但台灣企業與國際媒體最關注的,應該是馬總統在中外記者會中宣示即將進行的台灣「全球經濟發展戰略」。

台灣,這個曾經是亞洲典範的昔日小龍,在自我封鎖十年後的今天,終於在兩岸僵局初步突破、曙光乍現的同時,再度宣示「走向世界」的企圖心,這無疑應該是海內外華人世界所共同引頸企盼的。


可是,國際世界十年的轉變,許多當年利台情勢早已經時不我與,馬團隊現階段面對這項困難度極高的政治承諾,除了強化行政執行力(國際招商)之外,其實更需要的是,上位策略與公務體系心態的徹底轉換。


一、落實「世界從台灣走向亞洲」的戰略。台灣在地理中樞與文化多元,絕對是國際企業進入亞洲新興優質平價市場的最佳跳板。中國與東南亞雖然充滿龐大商機潛力,但外人很難理解其商業叢林法則,也是許多新進國家企業心中的最怕。加入台灣元素(人才與在地經驗),當然可以降低這些國際企業的經營風險。其中,以日本與歐洲的企業最為需要,因此,政策執行應先從台日、台歐結盟平台的推動著手開始。


二、經濟沒有永遠的敵人,積極尋找強強合作可能性。Chaiwan名詞出現,代表著台灣經濟最大競爭國南韓的高度警覺。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經濟何嘗不是如此;面對國際多邊的利益競爭與調和,誰說台灣不能與強敵韓國發展經濟合作關係?第一名與第二名聯手,三、四、五名將提前出局。


三、讓台灣成為全球人才薈萃之處。面對強大的資源競爭,過去20年來,世界各國莫不使出全力,爭取其他國家的菁英人才,楚材晉用成為最智慧的國家發展戰略,美國、新加坡、愛爾蘭、中國大陸莫不如是。台灣是腦力淨輸出國家,絕對需要政策觀念徹底轉換,積極吸引外籍知識工作者入台長期工作與定居,提升國家競爭力。這項關鍵競爭策略,需要從移民政策(內政部)與教育政策(教育部)鬆綁開始。


四、全球經貿發展觀念,應該從「請進來」(招商)轉變成「走出去」(全球布局)。家庭的定義是成員而非居所,國家當然包括國民而非僅為領土。照顧中華民國國民與企業在領土以外的經濟利益,是所有政府部門責無旁貸的任務。未來全球經貿政策的施政目標,不宜繼續沿用實體貨品進出口的統計範疇,應積極彙入國民或國籍企業的海外利益與境外就業。


五、發展台灣品牌需要從了解世界開始。打開電視,除了華爾街股市,很少見到國際新聞,這是台灣發展全球戰略最大隱憂。座談會上一位發言者感慨地說:台灣企業比研究機構了解大陸,研究機構比政府官員了解大陸,我們的兩岸經貿策略,卻是由根本沒去過大陸的官員閉門決定!更諷刺的是,台灣國際美食節的評審居然全是台灣人,試問:這樣選出的美食,未來真能國際化嗎?這些評審真了解國際食客的口味?


馬總統將全球經濟戰略的擬訂與落實,設計在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之下,個人覺得,政策上具有兩項重大宣示:第一是將全球經濟戰略提高到國家治理的最高層級;第二是不繼續落入過去的行政窠臼,從部會分工彙整方案,形成「拼湊型治國圖像」。我們衷心冀望今年10月,馬團隊即將公布的「黃金十年」發展願景,亦可給人民耳目一新的驚艷。


面對全球經濟戰略與競爭,台灣最大的敵人,既不是韓國,也不是中共,其實是自己(能否轉變心態)。蕭副總統曾不只一次提到ECFA將帶給台灣產業結構「轉骨」的機會與挑戰,未來,台灣能否從兩岸格局走向全球,最重要與最關鍵的恐怕是「轉心」戰略。


【 2010/07/06 經濟日報 】

2009-10-11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網路沉癮症)

I've been thinking for a whole day whether I should leave FB forever.

Most of the people shown in FB try to speak out, but not too many, especially those "famous" names, really listen to others. I guess they just turn off message function from others.

People at FB praise those who have attractive picture or show girl job. Funny thing is that you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se "stars" are real or not. People think this is a world of virtual community. I would rather take it as a fake.

There are many ways people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make real friends through internet. Definitely this is NOT the best. Not just piece and meaningless words.

I met Vint Cerf, the Father of Internet, last June at Google headquarters. We talked about this social wastage phenomenon. He and I both worried about this issue.


FB, in some sense, performs like a drug, in a profession word,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網路沉癮症).


2008.10.11 at Facebook

2008-11-15

Opportunities Between Europe And Taiwan

Mr. Chairman,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s:

Good afternoon!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meet with so many outstanding leaders and officials from European businesses. I feel equally honored to have this rar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with you the industrial opportunities between Europe and Taiwan. Today’s close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remind me of the glories of the Silk Road in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start with this magnificent artery that sparked an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 and West.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Named by the German scholar 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Silk Road was the most enduring trade route in human history. While many historians associate Marco Polo (1217~1292) with the Silk Road, the prehistoric track route was in use almost two millennia earlier, when Emperor Wu ( 漢武帝 ) in the Han Dynasty sent the great explorer and diplomat Zhang Qian ( 張騫 )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Road then became the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 of its age, serving as the conduit not only for goods but also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and ideas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Silk Road indicates frequent and extended exchange and fusion of diverse cultures and values. People at both ends of the Road were able to learn each other’s merits, thus improving understandings.

One of the basic el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each nation shifts its resources to more productive sectors, and if nations can trade they gain from the benefits of special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In fact, hundreds of years before the birth of Adam Smith, the father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Silk Road had already proved that. Silk, gold, rubies, jade, spices, tea and art works were moved by caravans to the West. So were bronze, weapons, furs, ceramics and cinnamon bark ( 肉桂 )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e rise of sea powers in the 16th century saw the arrival of the Spaniards, the Portuguese, the Dutch, and the British. In the beginning they took the marine routes to purchase spices and tea in the East, and then resold to the West. Later, the Dutch set up factories and sold products to China and Japan rather than shipping back to Europe, after processing raw materials obtained in the East, such as rubber, cotton, and lumber.

The British followed suit. In a nutshell, the Dutch and the British were pioneers of globalization by applying the business model of utilizing local resources and vending locally.

Globalization

However,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s we generally perceive came in the 1980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defined as no extra transaction costs occur when goods or services cross the border. It has been made possible because of convenient and speedy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lower tariff and non-tariff barriers. High street busting book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Thomas L. Friedman evidenced the adv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other book by Professor Pietra Rivoli, echoed this unstoppable trend.

Both titles tell stories of products, services, and jobs traversing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round the world. How should we expect things to come in 2010, 2012, or 2015? Are there only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keep moving? Only the supply chains of product cross borders? What else can flow freely from one county to anther?

I think the first will be “knowledge”. Knowledge,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managerial, and commercial knowledge, will meet with fewer and fewer barriers across nations. But a large portion of knowledge is implicit, and free migration of people is the prerequisite of untrammelle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Over the past century, we have witnessed the West shifting their knowledge and value to the East through the relocation of factories. But today Taiwan, Japan, South Korea, China, and India have amassed a great deal of advanced know-how and scores of managerial experts. These white-collar talents now move globally and are in increased connection with the elites who control the world’s high-added value. This shows that part of original ideas or original added value begins to proliferate or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ed world.

Learning from Europe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the four Nor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dubbed as CJKT by me,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World War II. Now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these countries start to think that Europe has many excellent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that fit Asian countries better than the U.S does. Therefore we’ve seen more Taiwanese students going to study in the U.K. than in the U.S. Two Taiwanese international airlines, the China Airlines and the EVA Air, combined have more flights to Europe each week than to U.S.

Taiwan, Japan, and South Korea, when plan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next decade, take cues from France, the Netherlands, Finland, Sweden, Denmark, and Switzerland. These European countries put emphasis to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is obvious that frequent exchange with Europ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knowledge by the East Asia’s four little dragons and one dinosaur—China—will surpass those with the U.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Rise of New Silk Road

We may call it “the rise of a new Silk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 Unlike the ancient ones, this time it brings in highly frequent exchange of business knowledge, life style or culture. As such contacts intensify, the opportunities of investment in each other increase. But more importantly, high-level business activities such as setting up offices or designing centers in Europe and joint ventures with European firms are conspicuously increasing. We predict it is going to grow ten-fold in 30 years.

As the Asian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one dinosaur, and the te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growing fast and pose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in the next two decade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European economie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region on the west rim of the Pacific Ocean.

But the question is: Are Europeans acquainted with doing business in this region? Do Europeans know where it will be most effective, most lucrative, most robust, and least risk to wedge into this vast market?

In the last 30 years, we have seen repeated setbacks of many Europeans firms because they were too optimistic, if not too naïve, to make enormous investment in China or Southeast Asia, only to suffer great losses in the end because they were unfamiliar with local laws, business practices or political situations.

That is why it’s so crucial to have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and good control of human capital when running business in emerging markets that grow in leaps and bounds.

Taiwan as A Critical Path

In the journey to navigate through the Road, there are several pivotal nodes. In the past, the Europeans were used to make Singapore or Hong Kong as their node to converge resources and control risks.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here is a third node. That is Taiwan.

Why can Taiwan be a node on the Silk Road that links East and West?

First, in term of language, blood, and geographic proximity, Taiwan stands closer tha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to the heart of Mainland China, that is, Beijing or Shanghai.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speak Mandarin.

Second, except for financial service and telecom service, Taiwan has more solid industrial basis, more experienc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larger pool of talents in high-tech,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even in chain stores, food, textile, iron & steel, petrochemicals, ICT, semiconductors,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dustries. If you look for financial service and telecom service,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ay be ideal places to go to. But if you care about the rest, it will be foolish to bypass Taiwan.

Third, for fashion and livelihood related industrie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energy conservation, safety, and healthcare applications, Taiwan holds the promises of being the best testing ground to serve the purpose for entering into the China market. Taiwanese consumer’s acceptance of quality life and high tech products is five years ahead of those in China’s most developed cities, and ten years of China’s second tier cities. Using Taiwan as a testing ground is just perfect in size and in nature: it is not too small, too simple, as compared to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ith a view to effectively lowering risks in investment, it is imperative to go through a testing ground with appropriate magnitude for any innovative technology or creative application prior to entering into Asia and, more specifically, China. This new concept of “Living Lab” is widely applied and promoted by the EU in it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Taiwan is second to none as a Living Lab for your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terms of population and land area, Taiwan is a middle-size country. It may be difficult to find another country in Asia that has these characteristics suitable for taking pilot experiments.

In other words, your critical path to maximizing profits and minimizing risks in the world’s largest market is via Taiwan. Success of experiment in Taiwan can be replicated in the 10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20 provinces in China. If this does happen, it will be an event of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n the 21st Century.

Wireless Telecom

As you may be aware, Taipei City, with its broadband wireless network known as WIFLY, was recognized in June of 2006 by Jiwire, an 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organization, as the first city in the world to provide metropolis-wide Wi-Fi applications. My government intends to expand it to become a ubiquitous Taiwan in hope of making the entire island a mega-metropolis.

In the process, we have to overcome some technological hitches, such as seamless connection for users moving a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on high-speed train. With a ubiquitous communication network, we aim to provide distance healthcare and distance learning to people in every part of the country—some very remote and far-flung, so as to narrow digital divide betwee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that is common in the world.

Energy Saving & CO2 Reduction

The world pays tribute to Europe for its leadership in shaping up a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society. Realizing that the Earth was to face threats from climate change, major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in Nordic and Central Europe, started to push for reduction of green house gases 20 years ago with the use of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norm. Ever since then, the Europe has always been the pace-setter of the world in pursuit of clean and green society.

Therefore, Europe’s experiences are important to Taiwan and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have been learning from you. Except Japan, I believe Taiwan is the most dedicated nation in Asia devoted to green house gas reduction. President Ma Ying-Jeou has trumpeted that, by 2025, Taiwan’s CO2 emission will return to the level in 2000. We even vow to halve the CO2 emission of the 2000 level by 2050.

In the run-up to post-Kyoto Protocol arrangement, the United Nations (UN) is to convene a large-scale meeting next year in Copenhagen, Denmark. While the above criteria are likely to be adopted in the successor agreement to the Kyoto Protocol, my government has made its pledge this year to uphold such goals.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an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OEA)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push fo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ilot experiments in an effort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CO2 emission.

Urban Mobility

Transportation has always been a main cause of pollution.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mbustion engines are taking toll on your health and mine, and the Planet Earth as well. It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big cities. Taking account of bo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mmuter’s convenience, we have recommended a new system to address urban mobility. This bold but effective system combines mass rapid transit (MRT), bicycle, and light electrical vehicle (LEV).

In a metropolis, traveling within 10 to 30 kilometers would better use MRT. Bicycle takes care of shorter range of three to 10 kilometers. For any point-to-point transportation that is neither easily accessible nor provided by MRT or bicycle, a shared, easy-to-let, easy-to-return LEV network should take hold.

This way, the number of private-owned cars can be reduced. We are talking about a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at some 20 different drivers can share a same car each day. As vehicles can easily be rented and returned any time in convenient places, drivers no longer need to own their cars and designated parking spaces.

Is this a pipe dream? In some European cities, Vienna and Paris for example, the bicycle-for-rent systems have been in operation for many years. In London, communities cooperate with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mote Citycar Club, a commercially operated rent-an-electrical-car system.

This idea i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an the hybrid cars developed by world’s auto giants, because it fundamentally saves energy and reduces carbon emission. I am quite certain the world’s major auto manufacturers won’t like it. Well, they don’t have to worry too much too soon, because it would take 50 to 100 years before the gas-powered cars vanish.

However, the embryo of this ide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may emerge in the next 10 to 20 years. Europe may be the front-runner. In Asia, only a very few cities engage in such pilot project. Taiwan has shown its strong interest. You can fairly expect that the first Asian city to realize the shared LEV concept will probably be Taiwan. If it succeeds in two to three cities in Taiwan, and then spread to 200 Asian cities in 50 years, you can imagine how big and lucrative the business will be.

Technologies at play in this experiment include easy-to-replace and high-efficiency, light-weighted battery, easy-to-use and foldable bike design, materials, and provision of comprehensive living environment. These will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large-scale research projects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an hi-tech compan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Health Care

Adults aged 65 or older account for 15% to 20%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In Asia, Japan is the first and remains the only nation entering into an aged society, with 20% of the population exceeding 65 in age. Population in other Asian states is relatively young. But Taiwan could follow Japan and soon become the second Asian aged society. With this in mind, we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echnologies applying to an aging society.

Over the past decade, one most extensively discussed subject and heavily invested by my government has been how to turn medical equipment into portable, home-use devices, so that the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can do some of the tests at home. For instance, patients with heart diseases, diabetes,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hyperglycemia ( 高血糖 ) now can do their tests at home every day.

Taiwan in the past has invested massively in the R&D of home-use medical gears. In next decade, you will see Taiwan’s medical equipment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the portable devices industry, leaping forward.

In addition to meeting Taiwan’s own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quipment industry also leverages the island’s strong footing in electronic industry. We can foresee Taiwan to become a kingdom that designs and manufactures portable or home-use medical equipment in 20 years.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including Germany, Denmark, UK, and Sweden, have developed leading technologies in this domain. We are keen to forg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and co-develop personal medical devices that fit Asian’s constitution and life styles. Not only will it help extend the life span of three billion people in Asia and improve their health, but it also creates tremend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perhaps over multi-billion US dollars each year.

Services

Without any doubt, the incremental of futur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will primarily come from Asia. Asia’s huge population is the potential of buying power and is reshaping the world’s consumption landscape. Income of over two billion Asians will increase to US$10 per day in 15 years from just US$2 five years ago. Business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such a profound change, so far, are seen in service industries such as chain stores, logistics, financial services, medical care, tourism, and fashion & cultur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aiwan’s life style and culture, from pop music, publications, chain stores, to TV and motion pictures, have become indicators for the ethnic Chinese society that also comprises China, Hong Kong, Malaysia, Singapore, and even Thailand and Vietnam. Western companies, including Starbucks, 7-Eleven, Carrefour, IKEA, Nokia, and Ericsson, have been using their good knowledge of Taiwanese consumer’s behavior to look for or readjust their business models in Asia before entering into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markets.

Pilot Experiment

We believe similar examples are going to be even more evident in the next decade following intensive reciprocal influences on each othe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refore, my Center has completed a plan for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OEA) with a view to repositioning Taiwan as the first pilot exploratory base for global brands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o enter into East Asian market. Through pilot experiments in Taiwan for a number of years, sellers can fine-tune the traits of their products and business models. As a result, their risks will be minimized.

To reach this goal, Taiwan will ramp up its efforts to develop industries in support of the exploratory experiments. These industries includ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life style investigation, implementation of experiments, and related services that transplant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s to other populous markets.

When the repositioning is accomplished, we deeply believe Taiwan will become Venice or Budapest of the 21st Century. Taiwan will regain as an oasis for mercantile travelers to refill their wagons before continuing the great journey to Asia. History may prove that you are the first company of pioneers on the new Silk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

Conclusion

I certainly expect Taiwan’s new government will place Europe as its first target to forge economic and cultural ties with, followed by U.S., China, and Japan, in that order. We truly believe that,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past 20 centuries, the new Silk Road can serve as a conductor for the diffusion of European creative ideas, concepts of lifestyle, and invaluable knowledge in the East. Europeans can hoist the vast Asian market, or the entire Earth,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aiwan as a fulcrum.

Flowing on the new Euro-Asia Silk Road should be high-value knowledge and calibers. Using the knowledge and talents and by applying Law of the Lever, you can lift the entire Asian markets.

Please do not overlook that a large pool of Taiwan’s best minds are in colleg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hi-tech industries.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fo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35 years ago, is the largest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body in Taiwan. With a research force of some 6,000 well-educated employees, among them 1,000 have doctorate degrees, ITRI generates two to three patents each day. World-acclaimed Taiwanese companies such as TSMC and UMC are all ITRI’s spin-offs. It’s our hope that the European giants or companies that are highly interested in Asian market can find support point out of lever fulcrum. The fulcrum is Taiwan and the support point is of course ITRI. We welcome any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you. Please be so kind to pass this message to your business partners.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visits and future cooperation.


( November 12, 2008, at ECCT Special Luncheon )

2008-07-03

面對節能減碳 需要道德勇氣

馬政府公佈永續能源政策綱領,2025 減碳積極程度不遜多數先進國家,台灣定位自己為國際環保指標國家,固然值得令人鼓舞,但同時也讓人擔心:我們準備好面對困難了嗎?政府近日公佈之減碳措施,看起來較似應急之道,真能發揮全面社會引導作用?

節能減碳已是普世價值,雖然各國因人口及資源不盡相同,採用之能源結構與節能政策亦有相當差異。但為避免氣候變遷可能為人類帶來重大災難,甚或毀滅威脅,世界各國近年相繼採取前所未有之嚴格措施,並普遍受到國民充分支持。六月初 OECD 巴黎世界論壇,大會主題即是:氣候變遷與穩定成長。


發言之政治領袖、頂尖學者、企業執行長,大多認為:節能減碳概念與意識之不足與不正確,仍是面對氣候變遷之最大威脅。本次論壇中,以替代能源科技解決氣候變遷威脅的聲音幾乎已經不見(去年同一會議,科技曾是最大希望之所繫),取而代之,如何以制度與政策引導生活型態中能源消耗之減少,成為世界減碳運動的顯學。論壇最後以教育做為結論場次,更是別具意義。別誤會,這裡所指的減碳教育,對象非僅校園學子,包括企業家、地區性媒體,甚至各國政府決策官員。


座談主席說:錯誤的觀念與政策,引導社會資源誤用,產生事倍功半效果,本身即是節能減碳的最大威脅者。更廣泛的跨領域研究,多角度經濟社會觀點充分討論,將是未來能源與環境政策擬定時重要之關鍵。


論壇結論時,一位經濟學者發言內容值得令人省思。他說:多數政治決策者,面對節能減碳方案選擇時,通常會給「積極發展替代能源科技」的答案,因為既符合利益團體立場,更不會激起民怨,如果十年後未能達成減碳目標,責任在科學家(不夠努力)。


然而現在世界逐漸了解,供給面重大改變(或稱破壞性創新),不再是十年內可以倚靠的節能減碳有效方法,實施引導改變民眾生活型態之積極性政策,如隨量課徵能源稅、大眾運輸或共乘車輛路權優先、尖離峰時段彈性差異電價、重大投資案植樹減碳、計程車限定點或電召、降低學生跨區就讀比率等,已逐漸受到重視與效果肯定。但這對國內所有政治人物而言,將是個難題與折磨,因為實施各種限制措施,必然召引民怨,威脅執政與連任安全。


上月造訪赫爾辛基,發現路旁已難得見到銀行與提款機,詢問之下得知,芬蘭人早把水電及商務帳單改為網路通知與轉帳,日常生活現鈔使用亦減至最低。當晚台灣駐芬蘭代表請我餐敘,飯後一起散歩十分鐘至捷運車站,各自搭地鐵回家。大使說:芬蘭人已很少駕車上班。


如果有一天,同儕與社會,甚至路人的價值壓力大到一定程度,節能減碳將不再是一個需要再被強調的議題,台灣有可能成為世界受尊敬的國家、亞洲鄰近地區的模範生。


當然,我們其實不需要悲觀於這些社會與政治現實的困難,台灣在過去二十年中,曾經成功執行過:騎乘機車強迫配戴安全帽、使用付費垃圾袋(台北市)、便利商店不提供免費塑膠袋、市區幹道劃分公車專用道等,最後都證明了政策所能帶來的龐大社會效益。當然,事前細緻規劃及充足公民宣導是事務官員的必要職責,但最高政治人物面對民怨與立委責難時的道德勇氣,恐怕才是積極性政策最後成功與否的主要關鍵。


(刊登於 2008.07.03 聯合報「民意論壇」)

2008-07-01

全球思維引導兩岸雙贏

海基海協兩會之北京復談,引起全球矚目。台灣民眾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兩岸意識形態與經濟利益差異甚大,求同存異,創造雙贏,未來真有可能嗎?

日前環保署長沈世宏提出鼓勵企業到中國植樹的減碳構想,許多民眾感到疑惑:企業種樹為何不種在自己國土,花錢到別人院子裡植樹有何意義?甚至有立委痛批:把樹種在中國,卻把工業污染繼續留在台灣,豈是愛台的行為?

殊不知,溫室氣體對於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因為二氧化碳在大氣間平衡移動,其實完全不受國界限制,實務上並無疆域之關聯。換言之,緬甸洪水成災,歐洲熱浪傷人,甚至南極冰山融化,與其當地二氧化碳排放是否過量,並無直接關係,係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增加之效果所傷,正所謂「黃狗闖禍,黑狗遭殃」。因此,當年京都議定書內容主張之一,即為推動國際碳權交易。

簡單的說:就是先進國家仍可繼續發展工業或是執行經濟成長的必要作為,但若超過各國減量後標準排放量上限時,則透過補貼或協助低度開發國家,進行造林或環保技術改善工作加以彌補,這其間產生之溫室氣體減量貢獻,可以算成出資國或技術提供國的排放額度減項。

台灣國土面積利用,若考量未來居住空間改善,及因應糧食危機之農業自主,其實未必可以「挪出」大面積造林土地,更精確一點說,本地造林對台灣而言,有經濟與社會機會成本。如果台灣確定對於減碳承諾積極目標(2025 年回到 2000 年排放標準,2050 年減至 2000 年一半),除了鼓勵工商運輸業使用節能設備、推動政策改變民眾節能習慣、調整最適能源結構(增加核能發電及再生能源比重)、發展自主性能源科技外,「境外植樹」成為可行的重要選項。

既然境外植樹造林可以維繫台灣工商業的繼續成長,推動平均國民所得增加(2016 年目標三萬美元),接下來問題是如何進行及在何地進行。樹可以種在菲律賓、孟加拉、馬拉威,或者中國大陸,如前所述,對於全球溫室氣體減量貢獻,殊無二致。

台海安全因兩岸政治融冰而逐漸從民眾夢饜中降低的今日,到對岸造林植樹,其實是個具雙重功效的不錯構想。試想:中國大陸二十大城市中心,均開闢著一座「阿里山森林公園」,大陸民眾休閒散步之餘,豈不自然間普遍對台灣產生好感,除有助降低兩岸敵對衝突風險外,尚可為台灣企業在中國市場之社會形象,產生明顯加分作用,摸蛤仔兼洗褲,何樂而不為?

全球化現象益發明顯之今日,如何改變思維,運用高度的資源槓桿,不僅是企業經營績效之關鍵,何嘗不是政府官員在解決兩岸難題時,可以善加思索的方向?

( 刊登於 2008.07.01 經濟日報「名家觀點」專欄 )

2008-06-15

擴大內需 切勿飲鴆止渴

兩個經濟學家走在路上,為各自觀點論辯不休,人行道上出現一堆狗屎,甲氣憤說:如果你把那堆狗屎給吃了,我就付你一千萬。乙經濟學家捏著鼻子吃掉狗屎。甲當場開張支票交付給乙。乙後來見到了另一堆狗屎,於是說:如果你把那堆狗屎吃掉,我也給你一千萬,甲照做,收到乙的千萬支票。兩人越想越不對,大哭道:我們誰也沒佔到便宜便,可是卻吃了兩堆狗屎。二人決定請教享譽國際的經濟學大師。

大師聽完故事後大哭,甲乙愕然,大師說:我不是悲傷,我是為兩位的義舉喜極而泣!兩位吃了兩堆屎,即為我國今年 GDP 做出了兩千萬的貢獻,真是偉大啊!
 
新政府就任即將滿月,老百姓心中真正關心的,還是經濟何時復甦、失業率是否下降。馬政府在這方面端出的立即菜色,稱之擴大內需
方案。擴大內需,顧名思義,就是提高政府在各項公共建設支出,藉以帶動景氣,增加工作就業機會。但問題是,如果這個經濟工具真是隨時有效,世上怎還存在經濟衰退與蕭條?
 
一般大眾都能理解,非必要性的建設,或是不能產生外部效果的政府支出,只是將人民所納稅捐消耗於挖路補路之無用事務,並不能增加真正的國民淨所得。再者,如果各級政府真有如此必要性建設支出,為何這些項目不曾見諸於正常之預算編列?幾周內臚列名目,真的能帶動經濟成長
率與國家競爭力?會不會飲鴆止渴?
 
國人真的寧願給內閣較長時間,充分與社會溝通
,讓更多菁英參與規畫,才能為台灣打造廿年、五十年的立國根基。

(刊登於 2008.06.15 中國時報,內容業經編輯大幅剪修)

2008-06-07

能源政策 選項與想像

四日貴版刊出林正修先生投書,對紫宸於二日發表節能之創意建言,做出讚許,但也提出可行性質疑。如此理性之公共政策討論,不論最後意見是否取得一致,皆代表台灣已逐漸歩入成熟民主,殊為可喜。

歐洲是世界上節能與環保觀念最先進地區,但各國能源政策仍有相當之差異,其主要原因係人口與資源之不儘相同。丹麥五百三十萬人,人口密度與國土幅員,適合發展風力及其他替代性能源,故無核能發電之需求。相反的,法國是世界上使用核電最密集的國家,核能發電佔全國電力能源百分之七十九,甚至賣電給鄰近國家,賺取大量能源外匯,與其六千五百萬人口及龐大工業用電需求,不無直接關係。台灣電力結構除須支撐二千三百萬人口之必要居家及商業用電,經濟主要基礎之工業絕不能輕言或放,電力需求當然無法以供給量小之替代性能源充分取代,切勿捨近求遠,應該是未來三十年清楚的事實。

石化鋼鐵工業是台灣經濟發展底層之根基,從日德法中韓等五國經濟發展過程,可以清楚地理解為何此一區塊係台灣無法放棄之選項。唯面對中韓兩國規模競爭,原先的鄰近對手,早已在過去十年內有計畫擴建三倍以上之產能,其上游壟斷議價能力與下游牽引作用,可能讓台灣之基礎工業在二十年內完全喪失國際競爭地位,其後果涉及之關聯經濟影響,足讓台灣降低五千美元以上之平均國民所得,全民吃苦。

根據 OECD 統計,全球四百座核能發電廠,提供電力佔全球能源供給百分之十六,對二氧化碳減量做出百分之八之額外貢獻。核電當然因國情不同,係各國之自由選項。人口與製造業比例較低國家,如挪威及奧地利,決定不使用核能;但世界主要工業經濟國家:美日法德英及瑞典,最近均繼續擴建核電廠。鄰近韓國,上週宣布增建九座核能電廠,中國更在國際原能總署的同意下,未來二十年規劃興建三十座核電設施。

是否使用核電的決策關鍵,在於「兩害相權取其輕」。如前文已述,台灣若將原先三座核電廠預留地增建安全與發電效率較高之新型機組,再俟新組併聯發電後,將除役之機組更新,如此,核電供應將提升至百分之三十(約與美國今日相同),將為台灣建立廉價之基載發電結構,每年節省千億購煤購油成本。

林正修先生文中質疑為何以政府預算,補貼民間或商家換裝電表、省電裝置及馬達,其原意在於降低知識普及與改變慣性所產生之嚴重時間遞延、爭取立即之節能功效。試想社會二十年緩步漸進的環保代價,政府僅花數百億即可解決,何樂而不為?環保減碳今日已非完全私領域之事務,以公務經費加速達成,其正當性殆無疑慮。

林文中提到制度面尚有許多可討論之構想,令人鼓舞。筆者狗尾續貂,再提出三項思考選項,做為節能減碳公共政策之討論空間:

一、滿街大型霓虹燈及商業廣告照明,既影響市容美觀更非公益必要,可考慮課徵高稅率或大幅提高其用電價格,還給市民一個乾淨的城市;


二、私用小汽車係運輸系統中最耗能且不環保之工具,並佔據大量之都市道路及停車面積,新加坡早在三十年前即課徵高額購車許可規費。台灣所應提倡者,絶非「大車換小車」(因為不會減少私用車輛數目),除應仿效多數歐洲國家,逐步課徵能源稅,落實使用者加倍付費外,更應提倡「小車換大車」運動,鼓勵軍公教及一般民眾,多多使用高鐵、公車及捷運,鼓勵同事鄰居安全共乘;


三、恢復實施夏令節約時間,此制度在歐美先進國實施近百年,初期必然造成國民不便,但可節省千分之三全國能源消耗,勿以善小而不為。


( 本文刊登於 2008.06.05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2008-06-02

脫掉西裝之後,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眾目睽睽之下,劉院長在總質詢時示範脫掉西裝,方便冷氣調高溫度,立法院於焉上演對議事尊重之爭辯。西裝與禮儀相關與否,不是需要關心的議題,人民關心的是:除了脫掉西裝,難道我們就沒有其他更有創意與效率的方法,降低國際能源價格對經濟民生的直接衝擊?

筆者服務於國內主要產業技術研發機構,科學技術發展被認為是台灣未來的主要出路,但科技也經常是我們解決問題的思維盲點。當我們寄望再生能源技術可以根本解決全球能源短缺與過度溫室氣體排放議題時,最後得到的結果都是失望,因為「緩不能濟急」。十年內將發生的事,沒有辦法用三十年方能成熟普遍的應用技術加以解決。

但其實解決能源問題,可以從經濟與制度面下手。

為了拋磚引玉,筆者大膽地在此提出六個台灣大量節能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狂想,希望對台灣社會討論能源終極解決方案,提供催化助力:

一、以三年時間,編列約三百億之政府經費,一次將全台灣一億五千萬個照明用燈泡換成省電型燈泡,預估從此可以節省四成照明用電,十年即可省下三座電廠之千億興建成本,外加龐大的二氧化碳減量效益;

二、立法院通過特別法案,提供優惠稅捐抵減,五年內鼓勵將公共設施、工業、商業用發電裝置,全面換裝成變頻式高效能馬達,同樣的,十年約可節省二座火力發電機組,直接效益超過六百億台幣;

三、為了應付日夜用電離尖峰 25% 差異,台電需要興建五座以上的天然氣發電機組備用,這些機組每天開開關關,十分耗能,經濟效益不高。如果政府可以出資五百億,三年內將居家及商業用一千二百萬個電錶換裝成電子式電錶,則台電可以透過採用離尖峰時段之高差異電價(如同手機長途費率),引導工業及家庭充電蓄水等可變用電改為夜間。依照國外經驗,將電費動態變化即時反映予消費者,可使大眾在自覺行動下省電 30%,則離尖峰平滑後之備載機組,可再減少三座,省下一千億的未來增建投資;

四、核能發電是國際能源總署正式認定,三十年內解決全球能源短缺的主要方法,況且核電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甚低。今日法國電力 89% 來自核電,日本將近五成,美國則是世界上最大核電使用國,擁有 103 座核電廠。台灣當然沒有本錢考慮興建核五核六,但現有核一二三廠,除了延役之外,原地預留,已足夠再興建八座機組,加上更新舊機組所產生之發電效能,單單這個方案,就可能為台灣每年節省數千億購油與購煤成本、降低 10% 二氧化碳排放量,提前達成京都議定書之先進國際規範;

五、開發及引進輕型電動車輛,如果十年內,台灣的小型運輸車輛有半數更換成電動車輛,我們便可以充分利用夜間備載電量,幾乎是無成本地使用於運輸能源。方法很簡單,在所有加油站加裝車輛充電設備,給予離峰時段低至三成之誘因,或是利用離峰時段集中充製車用電池,兩種方法均可達成大量節省能源之效果;

六、與鄰國菲律賓、越南協商,2015 年前將四五輕做境外遷建,甚至擴大生產規模至五百萬噸乙烯,其所製造出之石化原料,除承諾供應在地國之所需外,部分回銷台灣,充分支持台灣塑化製品產業,打造工業發展磐石。

經濟部長尹啟銘講過一個冷笑話:能源問題複雜如一艘大船,角色扮演需要分工:政府如船長,掌舵需要好的方向感;人民則是水手,水手該做的,就是水手(隨手)關燈。這篇文章,算是一個苦思節能狂想的水手,送給船長的創意建言吧。( 寫於巴黎 OECD 世界能源論壇 )

(本文刊登於 2008.06.02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2008-06-01

新閣施政 別求廉價掌聲

歐洲流行一個冷笑話:話說天堂與地獄裡頭,仍舊是由德英法義四國組成,可是究其差別,天堂裡是英國人管帳、法國人任裁縫、義大利人負責掌廚、德國人當警察;可是糟糕的地獄呢:英國人煮菜、法國人當出納、德國人設計服裝、義大利人負責指揮交通。

曾有評論:1975-1995 年的台灣、1985-2005 年的中國,之所以經濟起飛、社會興旺、建設快速,係因高層執政多為理工背景,務實幹練所致;台灣過去八年,律師與街頭運動者,充斥於府院國會殿堂之中,以攻擊對手做為最佳之政治防禦策略,因此社會弊病百出、民不聊生。

這當然是偏頗之見。但偏頗之見亦常有可慮之處。理工醫農商文法政,專業各有所長,只要放對位置,地獄也可以變天堂。

專業背景固然影響思維方式,其實「職業慣性」卻是人才運用最應留意之關卡。細觀今日政壇,博士教授、常年文官、選舉政客,各霸一方,觀點特質大異其趣,立法院就是最典型的競技場。眾所周知,劉院長以前二背景人才組成內閣,其用意在取兩者之長。但如何摒棄兩者之短,卻是未來內閣穩定與政績彰顯與否之關鍵。

學者理想性高,愛問為什麼,但不屑問怎麼做,尤其不擅平行溝通,稍遇有不順遂或冤屈,可能掛冠而去,挫折韌性極弱。劉院長本人尚未就任,即已公開三離任條件,不也坐實了學者信用自恃之特質?日昨劉內閣更明示:希望在道歉裡上台,在掌聲中離開。

其實,孫運璿、李國鼎兩位在世時,從未在意掌聲,但後人懷念特別多。盼望劉院長放棄追求廉價的掌聲,能以懷念做為執政的終極目標。

為了快速落實執政績效,解決短期之通航、物價、民生難題,這次內閣中數位八年前常務次長升任部長,是為一大特色。常任文官出身之政務官,過去工作訓練在於負責怎麼做才能行得通,深明政府體系中之關卡訣竅,擅長推動短期行動績效,但易於受制過往經驗與體制框架,其長期策略規劃實有賴外力協助。

內閣施政績效優劣,實視閣員團隊合作綜效是否發揮,以王建民為例,每場賽事勝敗投結果,洋基隊友之防守與打擊方為關鍵。內閣是整體的,不能與其他成員合作之閣員,最後將為所有隊友帶來吞敗的懲罰。

以劉內閣優先之經濟與兩岸團隊為例,副院長、經建會主委、經濟部長、次長、工業局長、中小企業處長、商業司長,一脈組成規劃與執行分工之團隊,如果抓大方向的主委與日常行動之局長步調角色錯亂,其結果可想而知。國安會秘書長、陸委會主委、海基會董事長、秘書長,亦復如是。

劉內閣名單公布後,坊間稱讚之聲不絕於耳,咸認成員俱為菁英俊秀,各界期待之情,溢於輿論。僅能挑剔者,人才與位置調配是否適宜,團隊合作績效是否彰顯耳。英國廚師與義大利警察若能體認新任務之關鍵,調整身段與思維慣性,未嘗不能合作建構一座天堂樂土。

(本文刊登於 2008/06/01 聯合報 )

2008-05-18

治國豈能短視

再過二天,馬蕭團隊即將接掌政權,多數台灣人民寄予深厚的期望,希望短期顯現民生政績,長期治國亦有願景與策略。可是,或許選民期望的壓力過大,新政府一切以競選政見為聖經之行為盲點,隱然若現。

脫離治國經驗八年,馬蕭劉最終選擇學者與昔日文官做為新政府班底,其邏輯可以理解。面對人民一年內即須見到經濟、兩岸、教育、交通、觀光、農業的立即改善,馬團隊現在最大的壓力,莫過於強化執行力。

細觀 322 迄今,馬團隊公開時程安排:全省謝票、博鰲激情、會見大老、確認閣揆、名單風波、大典設計,看似程序忙碌,但鮮有執政藍圖之探討。終於最近二週,馬蕭劉與重要成員,開始出現媒體,說明未來執政理念。令人憂心的是,國家領導人及閣員對於未來施政構想的闡述,僅在「複頌」競選白皮書之文字內容,似乎無人逾越「政見聖經」以外的治國選項。

一套聖經版本,一種主義思想,規範團隊成員嚴格且單一的工作紀律,從短期執政效率考量,無可厚非,企業尤常如此。只是治國經緯萬端,短長兼顧,察納雅言,廣積意見,何嘗不是上位者應展示之典範?

令人擔憂的,馬先生雖曾率預備閣員與各界代表座談十數場,勤做筆記,但出席發言與關心議題,多屬立即棘手問題之解決,對於台灣未來十年以至三十年之規劃,乏人問津。據聞近數週來,準閣員通宵達旦,密集會商,既操勞且精細,唯所關注者,盡皆短期績效改善議題。

國無遠慮,恐有近憂,馬先生曾多次公開讚揚日本人八田與一對於台灣近百年農田水利規劃之貢獻。沒有錯,翻開過去四百年歷史,曾經為台灣做過五十年規劃的,恐怕只有日本人,清朝不曾,舊國民黨政府沒有,阿扁團隊想都未曾想過。

過去二十年,我們看到紀念台灣歷史文化之博物館一座座興建,可是我們何曾見到執政者致力於未來 30 年台灣都會科學、城鄉優化、國土資源、經濟戰略、科技發展、文化教育、生活願景之探討與藍圖規劃?

因為工作關係,經常接觸政府內中階層官員,觀察最近數週,文官體系開始瀰漫一股「中世紀聖經文化」的復辟風潮,上位者言必稱馬蕭政見,部門忙碌於片段政見文字詮釋,霎時間,「牽手護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口號旗幟,一下被「愛台十二建設」完全淹沒,身處其中,恍如隔世。所未改變者,逢承上意、欠缺自主思維之政治馬屁文化也。


民眾之所以唾棄扁團隊,除了貪腐無能,其實何嘗不是因為厭倦了勝選至上的短視觀點。台灣面對未來全球化競爭與區域整合的挑戰,需要的豈只是劉院長所謂的「十八個月成績單」?人民給了馬蕭至少四年執政時間,如果團隊無心勾勒台灣長期可能之願景與策略,僅僅關心油價、通航、陸客、觀光等短期政績,四年後的選票,真的還投得下去嗎?

( 刊登於 2008.05.18 聯合報 A11 版「民意論壇」 )

2008-04-09

蕭萬長口袋裡的錦囊

蕭萬長將博鰲之行定位為「經濟議題交流」,很多人都好奇:現階段兩岸經濟合作協商,除了直航,還可以發展出什麼樣的想像空間?

五十年前,以阿戰爭期間,以色列透過第三國與阿拉伯國家完成一筆軍火交易,許多人不解地問以色列:為何會賣武器給敵對國家?以人回答:五吋砲這種武器,我不賣給阿拉伯,他們仍然可以向英法、美國去購買,如果由我來賣給他,至少以色列可以多得到一筆錢。

這是猶太人的精明選擇。

兩岸產業競合,台灣只有「戒急用忍」一條路嗎?從小我們被教導「與共產黨談判只會吃虧,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坐上談判桌」。馬英九當選後,這樣的焦慮似乎益發瀰漫在台灣的輿論天空,很多人擔心馬蕭上當,出賣台灣利益。

擔心馬蕭,或許過慮。透過兩岸三通的實踐(經貿投資正常化),台灣可以爭取到哪些世界市場競爭優勢,應該才是產業真正關心的焦點。因為,三通之價值,又豈僅在客運便捷而已?

台灣希望善用中國優勢帶動自己的世界市場競爭力,進而將經濟成果加溫至平均國民所得三萬美元以上,無異須以槓桿之原理、大象之體重,支撐起自己的立足高度。這是一件令人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任務。

1996 年,當筆記本電腦製造產業開始大量外移中國,很多學者擔心台灣經濟空洞化。12 年過去了,台灣由於充分利用大陸的土地與勞工優勢,不但完全阻卻了中資 NB 製造產業竄起的可能性,台籍企業在全球的總市占率也突破 90%,龐大的供應鏈採購力量,奇蹟似的創造了台灣的面板與 IC 設計產業。這其間豈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所能全然言喻?

未來兩岸三通之後,我們期待哪些產業「柳蔭效果」會再出現呢?


半導體無疑是台灣今日最重要的單一產業,台灣在晶圓設計代工與封裝測試之市占率已然世界第一,其中先進製程與十二吋大量投資所獲取的競爭優勢,及與下游資通訊製造產業的緊密結合,是兩大成功關鍵。

觀察中國的半導體產業,目前雖羽翼未豐,但蠢蠢欲動。不過,地理分散(無法形成產業群聚優勢)和中高階人力不足,是中國發展自主產業的兩大罩門。如果台灣短時間內,再開放五至十座八吋(十二吋)晶圓廠落腳大陸,不但可釋出土地人力能量在台擴建十二吋(十八吋)生產規模,更可盡吸中國養份(包括創投資金及關鍵人才),有效阻斷中國發展自主半導體產業之可能。試想:IBM、德儀、摩托羅拉等近年在印度之大肆擴充、廣納人才,何嘗不是資源牽制之競爭策略佈局?

兩岸競合另一個容易落入的思想陷阱是「雙人零合賽局」。

日韓的中國策略與佈局,是台灣應否積極進軍大陸的關鍵。韓國面板製造業是台灣最大競爭對手,過去台韓廠商對於中國的投資設廠,一直處於「恐怖平衡」的相互牽制狀態,只是最近台韓政府相繼輪替,韓國廠商擔心兩岸關係解凍,據聞已積極評估與中國合建八代以上電視用面板廠之可能性,此舉若成真,將牽動美商康寧興建玻璃熔爐,台日韓朋分全球市場之均衡將被打破,台灣面板產業與大陸電視機廠策略結盟,甚至協商合資設廠之可能,勢在必行。

大陸將在 2015 年成為世界最大汽車市場。近年來中國政府積極鼓勵自主新車研製,假以時日,成果應可預期。台灣汽車零組件與整車改裝之經驗傲視鄰國,近來產業對車用電子投入亦多,未來如能積極推動兩岸新車開發計畫,將可為台灣運輸及電子產業再創第二春天。相似合作模式亦可用於紡織與食品產業,或可謂之台灣策略傳產再出發。

朱元璋以「廣積糧,緩稱王」的務實策略,成就了近三百年的帝業。台灣面對兩岸的長期競賽,以積極彈性的策略代替畏懼隔離,爭取真正的經濟價值,或許方能在最終的歷史決判中獲致真正的勝利吧?

(刊登於 2008.04.09 聯合報 A15 版「民意論壇」)

2008-04-04

學者與民代之外

大選結束了,馬蕭勝選後,直接面對人民高度期待的壓力,治國既要長期願景,也得交出短期的成績單,尤其是經濟民生政績。現在對馬蕭而言,組建具執行力的團隊,成了當前最關鍵的工作。

脫離治國經驗八年的國民黨,雖然不乏能言善道的學者專家,熟悉政治操作的民意代表,但面對人民一二年內即須見到經濟、兩岸、教育、交通、觀光的立即改善,馬團隊現在最需要的,莫過於強化執行力。

馬英九在選後記者會中提到:執政團隊應該仿效新加坡,重視廉能。馬特別強調:才德兼具,其中德尤重於才。只是,新加坡之所以成為亞洲經濟發展佼佼者,大膽引用企業高階人才,其實是重要的成功因素。

細讀馬蕭二十一本競選政見白皮書,洋洋灑灑,治國之藍圖,大致已成端倪。但若再加細究比對,其中許多構想與論述,何嘗不是過去十五年早已見諸公開討論之思路?所不同者,僅落實執行與否耳。

回顧扁政府執政八年,不乏啟用知名度甚高之學者與民代,也曾規劃百種以上之政策白皮書。但面對政策執行,學者多陳義、民代重妥協,各級政府早已形成「做假事、說空話」的形式主義文化,這是八年政府效能空轉的致命關鍵。

過去三十年,台灣面對全球經濟激烈競爭,科技產業所以可以突破資源困境,險中求勝,主要賴於經營者之靈活與務實,隨著這些傲步全球的成功經營模式,早已匯集了相當數量的人才庫(talent pool),這批稀世資產,其實是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所艷羨而望塵莫及。這些擅長面對挑戰,但仍積極正面思考的社會菁英,許多人已無個人經濟負擔、年近半百而精力充沛,公眾服務成了他們生命中僅存未實現的願望。

其實台灣政治史上,不乏企業經理人入閣的先例,趙耀東、林信義均曾擔任要職,對台灣經濟發展產生過一定之貢獻。唯近年來,政府體制僵化,本位主義盛行,圖利陰影讓人動輒得咎,退職後防弊大於興利的旋轉門條款,都是讓企業經理人望公職而卻步的重要原因。台灣若要成就亞太地區首區一指的政府效能,實在應該考慮制定特別法律,徵招人才入府。過去已法制化的「行政法人」制度,短期間亦可考慮擴大其適用之範圍。

「士農工商」社會階級之順序,長久存在於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台灣社會,馬先生出身名校,過往相識無白丁,或許較容易落入學識即能力的推理陷阱,但選舉期間逾半年的民間進駐觀察(Long Stay),應該已能體會政策落實執行的重要性與方法。深盼未來更能從民間(尤其是成功企業中)廣徵經營管理人才,納入內閣成員、政務體系或行政法人,務實推動福國利民之具體方案,爭取四年(八年)最佳執政政績。

(刊登於 2008.04.04 經濟日報 A4 版「名家觀點」專欄)

2007-12-28

打造二○二○年產業願景 關鍵在能源與人才政策

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國際競爭環境日趨激烈情況下,台灣未來幾年所面臨的處境將更加艱難,在即將到來的二○二○年,我們要如何勾勒出願景?又有哪些潛在因素會影響台灣的發展?

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主任杜紫宸表示,工研院目前已召集許多相關學者專家,就如何讓台灣在二○二○年成為已開發國家,進行相關研究與討論,希望能幫助台灣找出方向,規劃出正確、良好的政策,並用積極性的思維來讓台灣繼續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

杜紫宸認為,台灣想在二○二○年前,獲得國與國之間更佳的產業競爭力,最大關鍵在於能源與人才政策必須做大幅度修改,以塑造出具備與中國、韓國等亞洲各國一拼的優秀產業環境,也才不會被屏除在國際經濟圈之外。

首先,近年來吵得沸沸揚揚的全球能源問題,短期係因目前全球金融利率較低,因此避險基金、私募基金利用貸款方式借錢炒作油價,藉機賺取價差,但此種情況並不會太久,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在短期內,銀行利率調升,油價也會跟著回檔。 只不過,儘管油價短期內有可能會回到到每桶六十美元以下,但以長期來看,還是會維持在百元以上高價的水準,主因在於能源供給的增加速度,趕不上新興國家崛起,急需大量能源的情況。 這些新興國家因各項民生、建材與交通等需求大幅增加,但既有的鋼鐵、石化能源儲量卻逐漸減少,儘管目前全球各國持續探勘新的石化能源,但其實大部分已被探勘出來,在現有的非石化性能源如太陽能、生質能、風力等大量商業運轉技術尚未完全成熟,至少還需要四十年時間才能全面取代石油與煤炭情況下,未來四十年過渡期須要有良好的能源替代方案,而核能發電已被聯合國正式認定為其中最好的解決方法。

杜紫宸表示,一九九○年代台灣所興起的反核潮在當時的時空環境背景下或有其道理,二十年前,全球暖化議題亦不像目前這樣嚴重,而新興國家對能源的需求也不若現今急迫,但在近幾年全球氣候、經濟環境快速且激烈的變動下,各方面條件早已改變,因此若繼續對核能發電抱持著「逢核必反」的心態,就可說是愚蠢自虐。

以目前全球各國的能源發展政策來看,採用核能發電確已成為趨勢,例如,法國是全世界使用核能發電比率最高的國家,有八十七%的發電量來自核能,至於鄰近的日本,則是接近一半的四十九%,美國也將近三成;而過去曾決定停止新核電廠建設的德國與英國,也在今年相繼宣佈恢復使用核能發電。

不僅如此,就連對岸的中國大陸也計畫在二十年間,要增建十三座核能電廠來解決日益嚴重的缺電問題,聯合國能源總署甚至要求北京政府加快核電廠興建速度,其原因不外乎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後,對於既有的全球能源儲量已然產生嚴重衝擊。

各國會陸續開始注重核能發電的主因,除了可舒緩石油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外,核能發電成本只有石化發電的六分之一,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一個國家若能在能源政策節省龐大經費,勢必也可帶動其他社會經濟發展的力道。

相較下,台灣目前採用核能發電的比例大約只有十二%,明顯偏低,而且依照國內目前政策,未來還要持續減少核能發電的比例至百分之五以下,這是一件相當可怕的事情,試想,若十五年後全球主要工業化國家都以核能發電為主,唯獨台灣還堅持使用非核能發電,社會將付出多大的機會成本?

詳細來說,十五年後中國大陸若有三十座核電廠,而台灣還是繼續以火力發電為主,則平均發電成本將可能是大陸的三倍,因此台灣維持人民基本生活的成本代價,也將是大陸的三倍,至於其他外溢相關成本更是難以估計,「照這種情況下去,台灣產業發展將陷入絕對劣勢!」杜紫宸憂心地說。

因此,台灣政府即便沒有興建新核電廠的計畫,似乎仍可以考慮繼續讓核三、核四廠服役,而既有的核一核二廠則可更換成嶄新機組,擴大容量發電,讓台灣能夠維持一定的產業競爭力。

過去,核能發電確有運轉風險、居民健康與核廢料等若干疑慮,但經過二十多年的安全技術與管理改進,第四代核電技術已經有了絕對程度的改變。


日前美國聯邦政府公佈了針對境內一○三座核電廠所做的十五年監測報告,該報告持續追蹤居住在核電廠附近三十英哩居民的健康狀態,發現這些居民的致癌率低於全美平均,而壽命高於全國平均,這個科學研究推翻核能發電對鄰近居民健康造成影響的無根據推論。

最受爭議的核廢料問題,現今的確仍是沒有根本解決之道,但使用其他能源也會產生污染,例如火力發電所排放出二氧化碳就是核能發電的數十倍,造成嚴重溫室效應問題,全球受害;太陽能面板在其製作運送安裝過程中,更是消耗大量電能與燃料。故有人主張:全球若大量使用核能發電,溫室氣體減量問題或可迎刃而解。

日本最近更開發出新技術,可有效利用核電廠發電所產生的一千四百度高溫來裂解水,以製造氫能燃料電池,並預計在二○二五年開始,要從現在的能源輸入國轉為能源輸出國,這些都是核能發電的相關效益。

杜紫宸表示,台灣要邁向二○二○年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除了能源政策之外,人才缺口也是很大的問題,尤其近幾年來,國內正面臨了大量流失資深人才的情況,因此如何留下台灣自有優異人士同時導入國外關鍵性人才,更是當務之急。

一直以來,台灣都是以「自己訓練自己」的方式來培養可用的人才,但現今各國卻都是以具有規劃性的移民政策來吸引國外的優秀人才,例如,美國五十年來的移民政策,就是希望吸引菁英進入美國,這些菁英取得居留權的便利性,遠較以美國人配偶或親友的身分入籍更為容易。

而且,美國各大學院校每年至少優惠保留三分之一的名額給外籍學生,並在他們畢業前更以校園直接招聘的方式,讓他們留在美國工作,並且很快可拿到公民權,進而孕育優秀的第二代(由每年均有多位華裔子女獲得美國總統西屋科學獎可見一斑),說穿了,美國就是靠這些具有高天分的移民,打造出世界科技強國的地位。

亞洲地區的日本與新加坡,近年來也深刻體會到外籍人才移民的重要性,因此日本一改過去的鎖國政策,在前年正式修法,積極招募外籍技術移民赴日工作與定居。

而新加坡則是在大陸興起後,因許多國際企業總部相繼搬到上海與北京,面臨快速被邊緣化窘境,因此大幅修改高等教育政策,過去只有兩所大學一口氣增至八所,提供大量名額吸引海外人士就讀,希望就由高素質、高密度的人力形成聚落,留住國際企業高價值的營運與研發型活動。

根據統計,目前在台的外籍學生人數共為一萬四千人,但其中有九千人只是來台學習中文,故真正具有正式學籍的人數約僅四千人,占全台一百多萬大學生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五,遠比美國理工科系近三十%的比例少,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現在要去『偷』、去『搶』國外的優秀人才。」 杜紫宸認為,除了培養自有優異人才外,台灣需要向外尋找高腦力、具備知識創新的菁英份子,尤其是從發展中國家裡「誘捕」優秀資質人才,或是在某些領域的技術達人,也就是頂尖藍領,讓他們在台順利留學、工作、定居,台灣也才能在二○二○年厚實競爭基礎,面對挑戰。

反觀國內目前的移民政策,卻是以血緣為優先考量,一些具有專業能力的外籍人士想要在台發展,卻會遭受到諸多限制,甚至近乎無禮的對待,主因在於相關主管單位擔心外籍員工會搶走本土居民的工作機會,因此無法留住優秀外籍人才。改變移民政策思維,是台灣能否能迎接未來挑戰的關鍵之一。

杜紫宸用兩個例子來說明台灣當前的移民政策,是如何看輕優異的外籍人士。他就讀清華大學的小孩班上,有位成績優秀的緬甸籍同學,即因緬甸過去在外交上對台灣不友善,因此這位外籍學生當初辦理留學簽證時就被百般刁難,一直折騰了三個多月後才獲准進入台灣。

具備馬來西亞籍華僑身分的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范錚強,是國內資管界名師,來台已久,娶了台灣籍的太太,過去他在台灣執教,只要每四年辦理續任簽證,填妥表格後送件即可,但曾幾何時,管理外籍教師的主管機關從教育部轉到勞委會,現在他需要每年提供體檢表,向主管機關證明自己沒有梅毒,相當不被尊重。

杜紫宸表示,在全球化時代來臨時,如果政府還是以此種態度面對優秀的來台外籍人士,將面臨更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遑論如何增加國際競爭力。

另外,他認為目前國內政策規定,部分外籍配偶要在台灣生活十一年以後,才可獲得工作權,此項政策也有修改必要,因為這等於是要其他國民供養這些外籍配偶十一年,造成社會沉重負擔,如果勞委會怕國民被外籍配偶搶走工作,應該要思考如何教育人民、培養他們的技術與競爭力,限制外籍配偶工作是荒謬開倒車的做法。

面對中國持續快速成長、韓國的強大企圖心,杜紫宸表示,台灣真的需要認真思考如何培養與累積強大的競爭實力,掌握關鍵的能源與人才資源,方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環境中,繼續占有一席之地。


( 以上專訪刊登於 2007.12.27 出版之今周刊 )

2007-06-04

消費者的困擾,豈只充電器而已

報載,政府相關單位正在評估統一手機電池與充電器插座規格之可行性,除了有環保的考量,也可同時解決消費者長期以來的困擾。身為一個消費者與產業分析專業人員,我願意表達百分之百支持的立場。

其實,消費者多年來,來自廠商產品規格的不方便困擾,豈只充電器而已!手機對多數人而言,近年來已然成為工作與生活的必需品,而提供手機方便播打的最重要功能,莫過於儲存在手機中動輒數百筆的「電話簿」。但是時值今日,不同廠牌手機間,電話簿的更新與轉換仍然極為不方便,其原因純粹只是資料格式的不能統一。手機廠商擔心統一了介面後,現有的顧客容易更換其他品牌產品,殊不知,反之亦然,不統一的資料格式也阻礙了他牌使用者的「起義來歸」。


或許有人會說,透過電腦軟體(如 Outlook)做為介面,大多數手機之間的資料轉換便可迎刃而解。做此評論之人,恐怕是低估了消費者方便性的重要性。手機的使用族群中,大約只有六成是電腦的熟悉操作者,而其中能直接操作 Outlook 的比例,更是低於兩成。換言之,資料轉換與備份,迄今仍然困擾著八成的手機使用者。


消費性商品的設計概念,與專業性產品對於規格之制定準則,其間存在極大之不同。歐美許多消費專家在評論 iPod 成功經驗時,最經常提到的並非時尚外型設計,而是其極簡的操作介面,與不需操心的音樂授權方案。反觀台灣的手機廠商,在使用者操作方便性上的研究與致力,只能用乏善可陳加以形容。


極簡方便性促成商品大量普及的另外一個案例,就是傻瓜相機。所謂傻瓜產品,意指其操作之方便,到了即便是傻瓜亦能操作無誤的境界。Service Free(無需服務),其實才是科技發展與產品設計之極致境界。


又據報載,經濟部某高級官員擔心政府出面要求充電規格統一,容易造成國內無法使用他國銷售產品,進而被認定為故意造成非關稅障礙,受到國際貿易制裁。個人認為,這是多慮。蓋環保回收為普世公認之價值,繼歐盟提出WEEE環保回收標準之後,先進國家紛紛關注此一議題,並提出更嚴格之規範,回收再利用乃環保規範追求之目標,台灣率先訂定標準,非但不會被制裁,反而將成為全球讚揚之表率。


( 刊登於 2007.06.04 聯合報「民意論壇」 )

2007-06-03

後代工時代之「等待奇蹟」焦慮症候群

翻閱報紙與雜誌,打開電視收看股市評論,似乎每位財經、科技專家學者的唯一工作,就是為台灣企業經營者與投資大眾,尋找下一個創造奇蹟的規格英雄。 Wii、Vista、iPhone、WiMAX(坊間稱之為 4i 概念股),於焉成為眾人之引頸企盼。投資者在茫茫大海中,取木成舟,擴大解釋了單一產品所能帶來的時代意義。

制定一項新的技術規格、將產品價格降到一個水準,真的就可以改變消費者的購買習慣、進而改變世界嗎?晚近發展的「創新傳播理論」告訴我們:創新技術與服務的普及,除了需要具備充分的知識擴散時間外,克服使用者惰性與既有平台連結之束縛,往往才是成敗關鍵。通常一項創新產品普及之速度,常是技術專家預測時間之倍數,換句話說,如果專家判斷三年普及,你將市場開發腳步調整成六年,大致不會離譜。

以微軟即將推出的 Vista 作業系統為例,雖然新的規格需求中,對於記憶容量、小尺寸次螢幕、高規格顯卡、耳機、麥克風、控制晶片、防毒軟體、協同作業應用、多媒體週邊產品,帶來發展之商機。但此類功能設計,仍不免落入供應端思維窠臼。雖號稱使用者介面大幅改善為更易用直覺,但多數使用者對於應用工具的轉換,似仍將循自然汰換模式購置,也就是:時間到了才換機。

評論 Vista 效應的同時,我們似乎應該想到的是:消費者真的還需要不斷追逐「偉大」的產品規格嗎?三年前你不也曾在 Windows XP、Office 2003、更炫麗功能手機之前,遲疑不決?換與不換的雞肋為難情境,是不是只是再次重演而已?

有人認為:Vista 上市對於DRAM產業是利多。可是從歷史數字顯示,DRAM 模組佔 PC 之總成本,均被 PC 系統大廠控制在 10% 以下,但採用 1-2GB 之記憶模組所佔PC總成本勢將超過10%。因此 Vista 效應對 DRAM 需求量的影響,必須密切觀察記憶晶片和模組價格的走勢,若DRAM價格仍處高檔,則 2007 年 Vista 上市對 DRAM 需求量的增加幅度將受到限制。長期而言,DRAM 價格若趨於合理,市場接受度方能大幅提升。更重要的,DRAM 需求中之六成係應用於 PC,其中企業用 PC 又佔整體 PC 之七成,但通常企業更換新作業系統之評估至少需要 18 個月。簡言之,初期 Vista 只有玩家級的消費者會先行嚐試,企業電腦市場所能帶動之大量記憶晶片需求,應不會於短期之內出現。

也有人說,依照過去經驗,微軟推出新的作業系統,全球個人電腦需求就會上升,不錯,1995 年微軟推出Win95,當年的 PC 成長達 27%,次年達 21%,微軟 1998 年推出Win98,1999 年的 PC 成長了 24%。但是 2001 年,微軟推出 Window XP,並沒有看見 PC 的立即成長,因為 XP 針對的是企業用戶,而企業用戶一般會在新的作業系統推出12個月後,等待 Bug 除完才會陸續進行新的系統採用。2003~200 5年 PC 的需求漸漸提升,其間大約相差了 3~5 年,可為明証。因此,即便是國外最樂觀的估計,也認為企業市場採用 Vista 之高峰,將發生在 36 個月之後。

在最近評論 Vista 產業效益的文章中,國內專家對於軟體應用環境的陌生,令人驚訝。企業使用的應用軟體,不是只有 Office、Mail Server,或是多媒體播放,其中 ERP、CRM、SCM 等才是企業應用軟體的核心。基本上,沒有一個企業,膽敢在業務流程處理軟體還需要改寫,或是需要冒不相容風險的情況下,換掉作業系統。流程作業軟體的修改需要多大的投資。還記得 Y2K 嗎? 當初只因為需要改掉日期計數程式,全球花費近兆美元!如果說根據 XP 世代的經驗,至少五年時間,企業才逐漸完成核心應用程式的轉換,那轉換成雙核心加上複雜的作業系統,恐怕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這其中還不包括微軟一向聲名狼藉的品質紀錄所可能帶來之企業風險。

Vista 看起來是一個朝向「近端」極致邁進的產物,也就是努力使面前這部電腦無所不能。表面上來看,Vista 跟過去 Wintel 建構的發展邏輯並無二致:軟體升級、功能增加,所以使用者必須升級既有電腦設備,進而帶動相關硬體零組件需求。簡單來講,他們預設了軟硬體升級便能達到「使用與滿足」。

但,問題是,這類邏輯面臨到 Google、Yahoo、或其他以網路做為服務平台之 web 2.0 概念產品,以「遠端」應用為思考的挑戰時,微軟還能肯定使用者一定會買單嗎?事實上,我們已經從許多網路上隨處可得的免費軟體或應用,獲得 Vista 看似令人迷炫的功能。那麼,還需要花費昂貴的軟硬體升級費用,來取得類似的滿足嗎?當然,這並不是說,Vista 不會帶動任何相關軟硬體的升級需求。只是,現在已經不是微軟熟悉的那個「近端為王」的世界了。

最後,我對台灣科技產業的誠心建議是:與其等待「規格英雄」出現所創造的市場奇蹟,不如以全球化思維,積極調整資源要素之最佳組合,改善企業經營之競爭力。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才是企業永續經營之道。

( 刊載於 2007 年 2 月之經濟日報 )

2006-12-07

評日月光被購案

上週台灣科技產業最受矚目的大事,莫過於全球封測產業龍頭日月光被私募基金收購之事件,一般媒體評論,大多將之與政府對大陸投資上限相連結,但一個營運績效良好的龍頭企業,豈會因這樣技術層次的障礙就將自己出售?評論者恐怕是小看了台灣企業家的聰明與睿智吧!

依個人多年從事經營策略分析之經驗觀察,日月光其實「所謀者大」,以身相許,必有所圖。揣摩其可能策略至少有三:

一、動大手術後再重新上市。為避免上市及公開發行之繁瑣規範,企業有時會選擇先下市,做較大規模之策略分割或去瘤整頓,然後再以漂亮面貌重新上市,價值倍增,畢其功於一役。

二、轉他地上市、蛻變成完全國際籍企業。為求完全擺脫單一國家之政策限制,企業具一定實力之後,會選擇前往較大規模與較大自由度之資本市場上市,其中紐約股市或Nasdaq 應該是日月光的第一志願,香港股市原則並非大型製造業的最佳選擇。

三、過水以方便大廠購併。這只是大膽的假設,但或許已經有世界第一級IDM公司(如Intel, IBM, Samsung)表達購買意願,但為避免知名買者曝光後賣家惜售,私募基金居間扮演掮客及白手套之角色。

本案中,政府對於特定地區投資上限之限制,雖然並不構成立即出售之主因,但應為策略考量之因素。和艦事件司法處理,基本上已經造成了產業發展的寒蟬效應,許多企業從中了解到「民不與官鬥」的真理。

經濟全球化現象日益明顯之今日,一個大型企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在國際間尋找資源要素之最佳組合,所謂的企業五大資源要素,包括了土地、人才、資金、技術、市場。過去台商外移中國大陸,主要是尋找較具競爭力的土地、勞工,與部份之市場要素。今天,多數超大型之台籍企業,均已開始思考如何積極納入國際資金與技術元素的加持。或許在所謂西進、南進之後,台灣企業將再吹起一陣「東進」之風。

難道由台北前往北京的最近道路,真的是經過紐約?

( 本文刊載於 2006.12.07 經濟日報第二版 )

2006-09-04

向歐洲精緻國家發展模式學習

每個國家的資源背景不同,土地、勞工、技術、資本、市場等條件都有所差異,成為影響各國經濟發展的要素;不過,當規劃國家長期發展願景的時候,可試著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模式,尤其是先天資源或條件跟台灣比較接近的國家,不論其成功或失敗例子,經常有可借鏡之處。

台灣整體產業和國家發展的規劃,應該走向中小型的精緻發展,而不是去盲目模仿一些大國家;像美國這種資源豐沛的大國,其實並不適合台灣直接學習和比較。與大家分享向他人學習的首選範例是「二瑞三蘭」-- 瑞士、瑞典、芬蘭、愛爾蘭、荷蘭。這些國家和台灣的經濟實力相當,國民生產毛額也和台灣很接近;此外,他們在世界上屬於中型的國家,不像美國、中國這些大國,擁有許多資源要素。巧合的是,這些國家的鄰國大都是強國,如德、英、法等(蘇聯未解體時,芬蘭長期在強國蘇聯旁)。略為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人口都比台灣少,但是國民所得卻比台灣高,其中瑞士、瑞典、愛爾蘭等國的國民所得都超過四萬美元,荷蘭也超過 3.5 萬美元。

瑞典的人口約九百萬人,但國民所得超過四萬美元,可以說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我去過瑞典幾次,感受到瑞典的人民生活十分樸實,但是在食、衣、住、行的生活,整體感卻呈現一種精緻、簡潔的風格,讓人感覺十分愉悅。和瑞典人相處,可以感受到他們待人友善、愛好和平,而且非常尊重個體與生命,重視環保與永續發展。長期以來,瑞典政府致力於如何讓國民生活品質過得更好;那種「好」,並非是追求每年國民生產毛額要成長多少個百分點、短期急於成長的心態,而是不疾不徐、用心塑造出優質生活環境的信念與堅持。


除了政府之外,瑞典的企業活力也展現這種風格。瑞典的全球知名企業 IKEA(宜家家居),不僅是販售家具的廠商,更是創造簡潔、個人生活風格的一家企業。IKEA 的創辦人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身價約 280 億歐元,在過去三年蟬連歐洲地區的首富,他的財富主要是從創立這家公司而來的。


坎普拉德究竟是何方神聖,能靠一家企業成為歐洲首富?有意思的是:IKEA 的產品並沒有善用奈米材料,也沒有採用機電整合,甚至沒有靠智慧財產保護,只能算是一家低科技公司,但是,IKEA 卻證明了:企業是否獲利,和他所從事是否為高科技產業沒有直接關係。坎普拉德致富的關鍵,在於掌握全球家庭型態改變與消費新趨勢。


幾十年前,坎普拉德發現工業化、都會化的結果將會大幅影響家庭的組成型態,從原先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改變成 1-4 人小家庭;漸漸地,家居生活的型態也在轉變,很多家庭不再採買厚重的家具,而改買輕便的組合家具,放棄以往買家具必須成套成組,改買時髦好用的單品,一次買一個組件,慢慢組合成自己想要的居家風格。由於輕巧好搬,用了幾年就換,買家具也成了一件輕鬆有趣的購物活動。


瑞典 IKEA 成功,顯示了他們對於預測生活型態有其獨到之處。各位可以想想看,台灣也有領導生活型態的商業機會嗎?台灣處於亞熱帶地區,其實很有條件研發適合這個地區的食、衣、住、行與生活風格。譬如說,現在世界上的居住科技大部分是由溫帶國家所設計,溫帶國家的設計,是讓房子保持溫暖,然而熱帶的居住需求,卻是需要考慮到散熱。


台灣發展生活科技其實有兩個大優勢,第一是超過十五億的華人社會,第二優點是身處於亞熱帶四十億人相同居住環境。如果能夠掌握、應用這兩個廣大市場的需求,台灣產業未來的發展將是不可限量。


可惜台灣的企業花過多的時間去思考「降低成本」(cost down),卻花太少的時間去了解消費趨勢、深入研究生活脈絡,嘗試從中找出市場的潛在需求。


除了 IKEA 之外,瑞典的 Volvo、Saab 汽車的發展個案,也很有趣。這些品牌的汽車都是以耐用聞名。各位可能不知,瑞典人之所以可以開發出耐用的車輛,主要是因為瑞典是一個多山的國家,幾十年前行車條件非常艱困,為了要克服地理條件上的弱點,瑞典人被迫研究車輛耐用的秘訣,想不到最後竟以此技術傲視於世。


瑞士是一個以金融、觀光、製藥、鐘錶四個產業聞名世界的國家。尤其是鐘錶這個工藝產業,由於瑞士在機械的精密製作手藝,使它成為百年來的鐘錶王國。雖然由於石英錶技術的崛起,一度讓日本在八十年代搶走了不少鐘錶的市佔率,瑞士鐘錶業者也因此被迫思索長遠的生存之道。SWATCH 的出現,由於造形設計大膽創新,受到了金字塔底部與年輕消費族群的喜愛,成為時髦的新世界品牌。


SWATCH 手錶有幾項特色,第一,它將鐘錶工藝簡化,採用自動化工廠的製作方式,成本極為低廉,但它訂價比一般的電子錶貴,因此利潤豐厚。其次,它的價值是在計時之外,把手錶當成人體的服飾配件,成為造型的一部份。


SWATCH 不只是賣手錶,它賣的是靈活的搭配風格,你可以依照每天不同顏色衣著和場合,決定配戴哪一種手錶的款式。如果今天要出去運動,或許會佩戴充滿運動風格的手錶;如果身穿黑色勁裝,則可以搭配科技感較重的款式。由於 SWATCH 能夠把手錶的流行價值發揮淋漓盡致,消費者多會購買多款式樣做搭配。除了服飾搭配之外,SWATCH 甚至推出紀念性手錶,滿足 SWATCH 迷對於蒐藏紀念錶的特殊喜愛。


剛剛所提到瑞士和瑞典的例子,其實這些產品的生產過程,都不是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也不一定談得上高科技,但是,它們卻可以經營出傲人的全球企業、世界品牌。我想這或許可以給台灣一個啟示:不論政府還是企業,都可以從需求和市場面去尋找商機(demand pull),而非單從製造或技術端去創造市場(technology push)。現階段台灣政府單位,更應該把資助技術開發的部分預算,挪至對市場與需求的探索,或許可能走出一條意想不到的康莊大道。


( 本文刊登於 2006.08.31 理財周刊 )

2005-11-20

從「高科技產業不繳稅」談起

最近有國會議員在立法院殿堂,以似是而非之理由,提案大幅刪減國家科技發展預算,甚而政府高階官員,以「高科技公司不繳稅」為推論,伴同抹黑過去二十年高科技產業對台灣經濟之貢獻。許多不知情媒體與民眾受其影響,遂誤認高科技產業乃吃裡扒外,只會享受租稅優惠而無鄉土貢獻,霎時間朝野掀起一陣反商業、反高科技、反大廠論調,以一現象著實令關心台灣經濟發展者憂心。

繳稅並非企業對當地經濟貢獻之唯一方式,各國早有定論。過去廿年,國際上經濟進步最具成就之國家,如新加坡、南韓、愛爾蘭、印度、中國大陸,莫不以減免稅賦或研發補貼,做為帶動科技產業發展之主要政策工具。其中,重點支助領導型企業,形成整體價值鏈、發生產業群聚效果,更為各國施政重點中之重點。

所謂減稅或免稅優惠,主要指企業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報載有立委云:台積電十數年不繳稅,卻接受政府研發補助,故其對台灣之貢獻為負。真是荒天下之大謬!誰說台積電不繳稅?台積與台灣絕大多數科技公司相同,企業每一筆交易依法繳納營業稅、進口機器設備申繳關稅、採購巨量原物料要繳貨物稅、對外投資發生盈餘須交資本利得稅、所屬員工薪資繳納個人綜所稅、廣大股東在股市交換股權繳交證交稅、關聯之上下游產業亦均繳稅。若以上述模式粗算,台積電每年為政府「創稅」金額超過百億。換言之,如果台積電有一天在台灣地區消失,財政部每年將短徵百億之稅賦。

最近幾年在檢討稅基、稅收或企業研發補助時,常見學者官員提出質疑觀點,認為所謂強勢產業或大型企業,其本身競爭能力較強,故不應再予補助或減稅。此一論點看似符合公平正義,其實為齊頭平等之民粹主義,嚴重扭曲資源分配與產出效率法則,危害國家整體利益甚鉅。若以「比較利益」邏輯觀之,政府每投入一元補貼金額,其在強勢產業或大型企業,所能獲得對於總體經濟產出之影響,為投資弱勢產業之數倍。國家發展經濟,應以資源有效運用為主要依歸,如同個人投資理財,對於過往投資效益較大者,不但不應縮手,加碼投資方為正確之思維。

台灣今天所謂領導廠商,營業規模千億,資本規模數百億,其實在全球化競爭戰爭中,尚屬中型企業,未來成長空間實有數倍之遙。鴻海、台積、廣達、華碩、明基,現在看來,均有站穩世界舞台架勢,未來能與Sony、Intel、三星、惠普等並駕齊驅。對於這些十數年來於強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未來可能成為世界明星之企業,政府非但不應對其貶抑污名,反應集中資源,刻意加碼。

領導廠商是國際資源(大型客戶、投資分析師、高級人才)聚焦之所在。從整體經濟效益觀之,領導廠商不僅能產生較高之資源投入產出效率,其對於產業價值鏈之綜合影響,與產業群聚所產生示範作用,有極高之外部效益。台北101大樓之所以興建,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重點大學培育計劃之邏輯,其理如此。

最近學者官員中,批高科技產業逐漸微利化,不值得繼續投資之論調甚囂塵上。殊不知:市占率向大廠集中、要素成本擠壓降低、生產規模門檻增大、利薄量多,此乃任何成熟性產業走向規模經濟、效率提升、價值鏈垂直分工之必然趨勢。此一現象對於中小型規模之追隨者,或許是即將遭淘汰之警訊,但對於較大規模之領導廠商,則象徵未來干擾將減少、保障增加。

如果以業內淨利不能達到投入資源之一定成數,即認定為微利化,則銀行業、保險業早可以定義為不值得提倡之微利產業。量大利微產業之另一意涵,或可詮釋為「效率競爭產業」。

以未繳稅或微利化,貶抑高科技產業貢獻之論調,可以休矣。

(本文登載於 2005.11.21 工商時報第四版)

2005-09-16

深度對談 -- 品牌之路

深度對談 -- 品牌之路 ( 吳思華 vs 杜紫宸 )

兩週前「TC 顛覆世界」刊出了一篇「品牌難,難於上青天:以另類觀點評台灣廠商發展品牌之道」,引起廣大迴響,許多朋友紛紛來信發表意見。為了讓讀者更進一步了解品牌策略,今天刊出由政大商學院教授吳思華及專欄作者杜紫宸之深度對談,主題是:台灣企業發展自有品牌應有之思維及策略。

1. 品牌有何深入意涵?請說明你對企業品牌力量的觀察與詮釋。

吳思華(以下簡稱吳):品牌是企業與客戶之間關係的建立,品牌的意義可以從四個面向深入分析:第一,品牌代表顧客的信任,第二,品牌代表過去消費經驗的滿意,第三,品牌為消費者帶來驚奇感,第四,品牌代表一種消費者的認同個性。

更詳細地說:信任,來自於品質;滿意,來自於完整服務的提供;驚奇,源自於創新設計;而個性認同,則是透過行銷影響力創造出屬性的認同感。

從此架構來看,如果要發展品牌,就要先確定品質是否穩定、服務系統是否完整、企業能否持續創新,最後是市場行銷能力的高低。品牌策略不是一個單一概念,無法脫離製造、服務、創新、行銷。

品牌是顧客與企業間的關係,這裡所指的顧客,非以最終消費者為限。品牌的作用是建立在顧客心中,但不一定是在最終消費者。舉例而言,日本立山機械所生產的自行車軸承是全球第一,但自行車的最終消費者卻大多沒有立山軸承之品牌印象。當然也有一些品牌,嚐試在最終消費者心中建立品牌印象,如 Intel Inside。

品牌其實有不同類型,包括產品品牌、機構品牌、以及通路品牌。

杜紫宸(以下簡稱杜):我的看法是:品牌的定義不完全只是信任、滿意、驚奇、認同。因為並非所有成功的品牌都是來自品質最好、服務健全的企業。很多成功品牌是建構在策略獨特性之上:針對特殊市場區隔,透過差異化產品創造出相對滿意度。在這些特殊區隔中,一般性產品無法充分滿足消費者需要,因此如果做到滿足特殊利基型市場需求,亦能創造出品牌價值。

我們可以說:發展自有品牌,產品品質必須先達到一定水準,品質是品牌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份條件。

很多人都說品牌是企業的命脈,個人認為這個觀念,應該修正為「發展良好顧客關係是企業成功的關鍵」。很多德國、日本的工業機械產品,顧客數目特定而有限,雖沒有清晰、知名的商標,但由於品質優良,深獲顧客的長期信任,我們可以說這些企業有良好的商譽或顧客關係,但很難說這些企業的產品發揮了「品牌」效果。

狹義而言,品牌是指可以被大量複製、傳播的商品標識,但在上述的市場中,需要的是客戶對企業而非品牌的信任與滿意。

但有些時候,公司名稱卻又並不關鍵,產品品牌反而比較重要。 SK-II、幫寶適、品客洋芋片,因為產品本身的品質與定位讓品牌十分成功,但卻很少人知道其機構品牌是 P&G。

吳:台灣廠商在考慮自身是否有能力做一個全球品牌時,應該先去觀察全球前一百大品牌,以韓國三星為例,三星的營收是台積電的十倍,其產品線也等於明基加上友達、力晶、華碩等的規模。這是一個策略的思考,是要用單一品牌去涵蓋所有產品線,還是用不同品牌發展不同產品線,機構品牌需要有規模經濟,才有實力進行大規模的行銷活動。前一陣子我在美國看到三星所做廣告陣仗,單單在紐約,一年可能就花數千萬美元的投資,但台灣廠商有可能這樣做嗎?也許10家台灣廠商加在一起還做得到,但單一公司真的就很難。


Intel Inside 凸現其產品的差異化,才能創造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品牌的差異化所創造的價值,指的是對客戶還是對最終消費者,直覺來看,Intel Inside 的手法似乎是讓消費者感受到比較高的差異化價值,但重點在於這樣的價值能否維持,因為只要 Intel 後繼無力、差異化價值開始下滑,就會受到更多最終消費者的質疑。


剛剛說要有好產品才能去賣產品,但如果無法生產出好產品,絕不要想去賣產品,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但現在台灣似乎有一種錯誤的想法,因為看壞生產製造的前景,所以想去做品牌行銷,不過對品牌而言,生產製造的品質仍是一個核心議題。當然只會做生產製造的企業,不見得可以做品牌,但若無法維持生產製造品質,也無法做好品牌。

台灣廠商可以以 first tier 品牌做為發展目標嗎?觀察全球百大品牌,其中 60% 是美國品牌,小國可能只有幾個品牌擠進百大品牌之列,而且這些小國品牌都是以服務業為主,因此小國在談品牌發展前景時,服務業反而是更值得注意努力的方向。

因此,台灣反而應該思考發展 second tier 品牌,專注於利基市場的定位去發展,像是杜先生於上篇文章提到泰式風格餐具的例子,就是一個值得認真去思考的方向。我在紐約逛第五大道,以前第五大道都是以化粧品、時裝為主,但這次意外發現有很多個性化玩具店,其中有一家專門賣娃娃的店叫 American Girl,不但可以幫娃娃做很多事,也銷售與娃娃衣服一樣的真人尺寸衣服,吸引許多消費者的注意,這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台灣應該往這樣的方向去思考。

杜:我想再補充一下:與品牌類似,但比較不容易誤導的觀念,就是建立良好的顧客關係。很多人以為 CRM 只是在建立大量的顧客資料庫,那是很偏狹的觀念。顧客關係管理,其實是要從發現顧客真正需求、以差異化區隔市場、打動人心的行銷策略、完善的產品品質設計,到貼心的售後服務系統,甚至建立顧客終身價值。品牌只是維繫顧客關係的一種方法,CRM 涉及之思維反而較為全面。

2. 發展自有品牌是台灣企業走出微利困境的關鍵,你同意嗎?

吳:品牌就是建立你與顧客間的關係,發展品牌是要讓顧客更信任你,覺得你與眾不同,但也因為如此,其他關鍵要素反而更不可放棄,包括品質、創新等都是核心,光講品牌是沒有用的,這反而會誤導企業。

要發展自有品牌要有利基市場的概念,特別是對台廠而言,如果一開始就想要成為三星,這是不可能的,以三星做為目標,反而可能會誤導,進而造成資源的浪費。所謂的利基市場與產品,不是要賣最貴或最好,而是要找出市場區隔中消費者的真正需要,台灣廠商非常需要透過品牌,去認識最終消費者,了解這些人為何喜歡用這些東西。事實上,台灣有許多產品在歐洲賣得很好,但台灣企業對歐洲消費者的習性卻沒有很多了解。台灣企業應該優先努力去了解市場需要,了解產品透過怎樣的方式到了消費者手上,才能更進一步去判別如何創造差異化。

杜:發展品牌價值是台灣產業走出困境的關鍵,但此任務非由個別企業單獨完成。前篇文章中我曾提及,今日的世界知名品牌,多非靠單一公司達成,而須仰仗一條分工完整的價值鏈共同創造。即使 Toyota、Dell、Sony 等品牌,其背後代表的是數百家公司所組成的產業價值鏈,而非單一公司。有讀者來信提出台灣企業應積極進行上中下游聯盟,我也持同樣的看法,但聯盟對象卻不一定僅限於「台灣公司」。面對全球化趨勢,我們應該要以策略的眼光與胸襟,積極尋找其他國家地區可以匹配的策略夥伴。誰說台灣企業就不能與三星、LG 合作合資合併?為什麼我們不能與大陸競爭者合作,一起進軍未來的大東亞市場?

個人向來反對台灣每一個企業都要發展自有品牌,我認為這是個極錯誤的觀念。大多數企業應該靠所屬價值鏈團體的品牌來分利,但非一定要成為品牌的所有者。此外,成功品牌需要在消費者心目中有清楚的差異與定位,嚐試做大小通吃的多樣化定位,經常是得不償失,反而會讓消費者感到困惑。


吳:廠商在談發展品牌的時候,常會用最終價值來判斷,總以為出廠價格 100 元的產品在市場上賣 250 元,通路商一定是削了暴利。但認真檢視品牌發展的價值鏈,則可發現每一個階段其實都很辛苦。去問去問聯強、全國電子等通路商,可以發現他們的毛利率也很低。從製造、流通、品牌、行銷、到服務,每一個活動都有其專業,也都很辛苦,若不集中資源認真去做,也不會做的好。再若把角度拉到到全球,去看價值鏈中不同階段的公司,會發現有超額利潤的企業其實不多,因為大家都面對很激烈的競爭。

發展品牌的觀念,企業可以放在心中自我反省、檢視。對自己做的事情負責,就是一種責任,是對服務、品質的負責表現。從製造觀念看品牌,可以跳出工廠觀念,去了解最終消費者。品牌可以放在心中,但不一定要執行,如同杜先生剛剛提到的,可以有不同的策略:自己做、進行上下游聯盟、也可以創造共同品牌,這些都是可以嚐試的方法。

台灣有很多中型上市公司,其過去 10-15 年的發展動力主要來自於優異之設計製造能力 (產品改良、規模經濟、卓越的品質及成本控管),現在這些公司因為製造業利潤率下降,紛紛嚐試改走自有品牌之路,你覺得這個策略方向是否正確?其未來成功或失敗之關鍵又在哪裡?

杜:台灣過去創造的產品改善價值,不是完全的創新,大多來自製造效率的提升。但這些企業是在全球化產業分工趨細的浪潮下,認為發展自有品牌,將有助於企業抵抗微利化的影響。但這樣的想法,將導致企業走向價值鏈垂直整合,對資源規模有限的企業而言,資源分散可能會讓企業陷入競爭危機中,是一件極危險的事。

吳:我同意杜先生的觀察,從製造到品牌,是一種典範移轉的過程,是企業內部資源的重新建構,從製造走向品牌,是核心價值的改變,過去強調品質、生產製造能力,但到了發展品牌時,強調的關鍵因素卻出現移轉改變:品質相對於品牌,製造相對於行銷,成本相對於價格,效率相對於創新,紀律相對於自主,科技相對於人文,生產相對於生活,這些關鍵因素在從製造走向品牌進行典範移轉時,其關注的本質已開始出現改變。

這樣的典範移轉,必須要有足夠的核心資源去支持,企業如準備走向這條路,則必須調整內部的核心資源,結構的調整絕對是必要的。

企業若走向發展品牌這條路,代表外部關係必須重新建立,過去在製造時,零組件供應商是主要夥伴,但走到品牌時代,通路商、廣告公司都是新的夥伴,而企業對生活脈絡要有很多的感覺,對市場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當一家企業想要發展品牌時,可以問自己對於想要發展的目標市場區域的消費者特性、生活風格等有多少認識,但如果無法馬上回答,就很難做好品牌事業。

台灣過去在製造業的成功經驗,很大一部份原因是因為製造網路的形成,但在品牌發展中很重要的研發網路呢?當我們要做典範移轉,產業網路如何建立?哪個單位應該扮演研發網路聯結的核心,進而建立管道瞭解市場、生活脈絡,以行銷品牌為核心的網路,為未來的 10 年、20 年台灣產業品牌發展做準備。

杜:剖析目前台灣企業的做法,以明基為例,明基具有發展自有品牌的強烈企圖心,也嚐試直接從消費者角度去定義產品。在組織發展部份,明基沒有延用製造業老班底,大膽啟用一批年輕主管發展品牌事業,這些生力軍擁有明基的資源,但卻沒有舊有的製造觀念包袱。

雖然帶來台灣企業發展品牌的全新觀念,但明基相對其他國際品牌公司其實只能算是起步階段。明基沒有做到跨文化管理、跨資源整合,這讓明基在未來的品牌戰爭中遭遇很大的問題,以 IBM為例,其在全球各地的人才佈局,早已高度當地化。

統一企業在過去二十年,很成功地從製造業轉型到服務業,廿五年前透過代理取得 7-ELEVEN 在台灣的經營權,逐漸累積加盟連鎖業的經營資源,但二十年後統一想要發展咖啡市場,卻也並沒有自行投入發展自有品牌,反而是代理了 Starbucks。現在大部份人認知的品牌概念,都是要創立「自有」品牌,但事實上,經營品牌並非一定需要從出生開始。統一以代理的方式經營品牌,從台灣起步,未來可以將此服務經驗延伸到其他市場,到東南亞、印度賣 Starbucks。發展品牌真的不一定一切都要自己來,孕育或是領養都是可以考慮的方式。


明基購併西門子後,是否消滅西門子品牌,堅持用自己的 BenQ 品牌,值得關注。明基如果最後決定採用雙品牌策略,抑或改用已經知名的西門子作為手機品牌,我會為李焜耀拍拍手,因為他走出了品牌意識形態的盲點限制。


吳:剛剛我們討論很多關於透過不同的途徑建立自有品牌的作法,但回到發展品牌的核心,必須認清的是台灣企業確實並不熟悉發展自有品牌的經驗,所以絕對不能貿進。要做品牌之前,企業應該先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建立自有品牌想創造得到怎樣的價值,第二個問題則是,要確立此一價值效果,需要怎樣的核心能力,企業真的必須先找到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對發展品牌才會比較有幫助。


品牌的價值代表的就是顧客心中對此品牌的信任關係,呼應剛剛杜先生舉出的明基例子,明基在合併西門子手機部門之後,不應該放棄西門子品牌,而是必須要建立更密切與西門子既有國際佈局的關係,架構一套同步、統一的品牌發展作法。

另外,我想談談台灣國際級品牌或行銷人力的培養,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以目前台灣的環境來看,不論是企業界或是學校人才養成教育,似乎都還沒有想清楚這件事。雖然目前有所謂的產業科技研發專班,但卻沒有把品牌發展所必需的技能知識,如消費者需求分析、生活脈絡分析、品牌管理等放在裏面。

要建立一套系統化的品牌人才養成訓練,需要學校與企業界合作,要敢於投資在對的方向,讓學生有更寬廣的視業,進而提升學生的能力,例如讓學生到各國市場去進行國際實習,在國際級的大公司磨練相關實戰經驗。透過這樣大量有系統化的培訓,才能為台灣培養出一群可以打仗的品牌人才,而且是大量的人才。三星的國際品牌行銷人才有六千人,反觀全台灣所有廠商加起來,可能只有三星的四分之一。

杜:我同意吳教授對品牌人才的警示,台灣領先企業如廣達鴻海,願意花錢投資建立一個六千人規模的研發團隊,但卻沒有公司建構起上千名的行銷團隊,這是產業資源分配的不對稱。

目前還是有很多廠商或政府官員認為,品牌行銷就是去國際參展,這實在太落伍了。品牌事業的發展,牽涉到對當地生活態度型態的理解、產品價值的定位、直接訊息傳播方式之深究、續購顧客之有效連結與影響等,這些都是很複雜的學問,其專業程度遠超過 ODM 或是研發創新。我必須很遺憾的說,台灣廠商對品牌議題的認知,到目前為止都還是在幼稚園階段,台灣要走全球品牌之路,尚必須付出更多資源投入與失敗經驗之累積,而在此其中,政府應該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3. 你覺得台灣企業如欲發展自有品牌產品,有哪些可利用之環境優勢?而普遍最欠缺的策略資源又是哪些?


杜:金磚四國 ( BRIC ) 是前一段時間很熱門的話題,台灣若要發展國際品牌,金磚四國的市場的深入了解是值得投入更多資源的。要進入印度、中南美、俄羅斯這些市場,因為他們的生活型態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台灣廠商能比美國早十年去耕耘,站穩建立當地市場的品牌知名度,又或者是透過與當地夥伴的合作共同建立品牌,即使後來有世界級企業想要進入此一市場,所受的衝擊與影響有限。與其花時間去想歐美主流市場的品牌經營之道,不如探討這些還未成型的潛力市場。


台灣廠商在進入這些市場時,不是把現有的產品線直接移植進入銷售,而是必須先了解當地市場的狀況,從當地市場的生活習慣開始了解,甚至是針對當地市場特殊的需要,結合企業外部甚至國際資源,去賣一下自己原本沒有的產品規格。

吳:談自有品牌的發展,可以運用現有的優勢,BRIC 是一個新的市場機會,因為這些國家國民所得會持續提高。相較於這些市場,台灣在生活型態上是比較進步的,也會吸引這些國家消費者購買台灣的產品或服務,追求與台灣相近的生活型態。

許多先進國家的商品在引進落後家的時候,必須考慮各國消費者習性之不同而有所更異。舉例而言,裕隆投資發展行車導航服務,原先西方的使用者重視隱私、習慣用 DIY 方式自行輸入,但裕隆體會到台灣消費者習慣向服務人員詢問,由服務人員直接提供口語選擇。看準這一點消費差異所推出的行遍天下系統,其實不是一個新的技術創舉,但卻創造出差異化市場。

台灣企業在走向 BRIC 市場之前,或許應更謙虛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找出自己的問題加以解決,透過解決自身問題,將經驗移轉到 BRIC 市場。統一代理 Starbucks 之後,曾依據台灣消費市場需要,將服務流程做了若干修正,而這些修正經驗將成為 Starbucks 願意與統一在其他亞洲市場合作的價值基礎。

4. 服務業佔台灣經濟生產毛額 GDP 之 63%, 服務產業應如何增加顧客價值與發展品牌效益,為台灣的經濟成果,創造另一高峰?


吳: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向來看。Inter-Brand 的百大品牌排名,其中一半是服務業品牌,而很多服務業的品牌價值會超過製造業品牌價值,這是因為前面所提到的品牌價值,常常是在耐久性的消費行為上出現,依賴品牌做為消費選擇時的基礎,而服務業正是一個持續耐久性的消費。


從現在台灣的產業結構來看,服務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高,接下來台灣應該做的是,如何把服務業與製造業有更好的結合,因為不論是服務業或是製造業都要走出台灣,若能一起合作,成功的機會可能越高,這也會是台灣發展品牌的重點,讓服務業製造業發生更好的聯結關係。

還有一種品牌定位是值得注意的,也就是網路品排,因為 eBay 與 Amazon 都已擠進全球百大品牌之列,只是目前還無法預測網路品牌未來的發展。

杜:網路品牌到目前為止都還是美國等主流市場的為主,小國似乎沒有成功的網路品牌案例,就連日本也沒有全球成功的網路品牌。


在網際網路上,品牌覆蓋是廣域性,但營運卻是區域性,所以 Yahoo、eBay 等品牌都曾來台收購台灣的企業。在區域市場做到穩定顧客信任後,就有可能會被收購,因為網路的消費方式,是更接近消費者的,區域品牌的特殊利基性往往較為明顯。


( 刊載於 2005.09.15 電子時報「菁英論壇」 )


2005-08-31

另類觀點評台灣廠商發展品牌之道


品牌難,難於上青天 – 以另類觀點評台灣廠商發展品牌之道
 

近來台灣面臨產業結構轉型的問題,學者專家常說:台灣企業如欲擺脫微利時代命運,唯有投資研發創新與發展自有品牌二途,捨此無他。個人看到此類之發言,每每擲書三嘆!這樣的推論實在是太過粗糙,因為選擇自有品牌發展策略,將遭遇較高之資源門檻,台灣現今超過九十萬家註冊公司,其中大部份是中小型企業,如果鼓勵全部的企業都走上品牌之路,無異是鼓勵人自殺。
 

品牌因為對客戶之持續購買產生影響效果,故而產生一定之價值。國際專業機構每年都會發表全球前廿大品牌之價值估算,2004年全球最有價值的品牌,由可口可樂蟬連,估計價值達675億美元,等於台積電加上聯電的市值總合。微軟、花旗、IBM、新力、三星等均列名十大國際品牌。這些知名品牌價值動輒上兆台幣,確實讓許多台灣企業極為艷羨,人人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具有如此品牌價值的公司。
 

然而,全球有數千萬家企業,發展品牌的公司豈只數百萬家,但能超過百億美元品牌價值的公司,卻只是極少數中的極少數。這就像大樂透連摃七期,獨得頭彩的幸運兒可以拿到十億元的彩金一樣,那是數千萬分之一的機會,可遇而不可求。如果是拿零用金去買也就罷了,若把身家性命投入像樂透般的品牌投資上,其風險之高可想而知,究竟是不是一個最佳的決策,許多企業應該要好好想一想。
 

品牌到底是什麼?第一,品牌是消費者對於特定商品使用體驗的記憶暫留,因為用過之後留下印象,透過標示保留好或不好的使用記憶,成為下一次購買選擇的依據;第二,品牌代表消費者對特定產品的價值定位,不論是高值高價商品、平價超值商品,在消費者心中的印象,都必須清楚一致,若經常改變不定,容易造成消費者的認同困擾;第三,品牌是維護客戶繼續購買的手段,但非唯一方法。
 

企業銷售對象大致分成兩種,一種屬於非特定且數目眾多的消費者,另一種則是少數特定對象。前者顯然需要利用標示或名稱,透過傳播方式宣傳品牌,讓大家認得品牌以利於下次之繼續購買;但後者則不需要透過品牌行銷,需要建立長期的商業關係。企業評估是否發展自有品牌,首先必須清楚本身公司的價值定位。有一些企業專注特定顧客市場,如欲維持續購關係,其實不是靠商標性之品牌,反而客戶信任、品質商譽、甚或人與人之間的長期關係,較為關鍵。
 

商業模式一個極常見的現象,是最領先品牌可以獲得極高的利潤,但第七名、第十名的品牌,付出的成本可能高於效益,反而常得不償失。觀察流行服飾業即可以發現:除了極少數領先品牌享有較高的品牌利潤,大部份的自創品牌商品,並不能從品牌價值中獲得損益平衡,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其他商業領域。
 

品牌的經濟效益隨名次呈現幾何級數遞減,最領先品牌獲得市場大部份的超額利潤,次一名的品牌尚可取得不錯獲利,但第三、四名就可能是在損益兩平上下,第四名以後的品牌大多無利可圖。所以,相對資源較有限的公司,除非機緣特殊,否則欲爭取名列前茅,可能要非常之努力方做得到,假使費盡一生吃奶之力,努力擠到市場前十名,最終獲利之夢,可能仍是一場空。
 

在全球化浪潮下,商業競技場的規模已不再是國家區域市場,這就像是運動選手也許可以靠努力拼命練習,贏得台灣區運的獎牌,但若要必須在奧運會得獎,卻是另一件事,台灣企業可能受限於資源有限,無法在全球化的競技場上獲得領先。
 

發展品牌之廠商應該要有「寧為雞首、勿為牛後」的認知,如果無法在主流市場一較高下,就應該選擇一個較小的利基市場,方有領先而致獲利之可能。
 

近十五年來,品牌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有明顯的品牌的集中趨勢。由為訊息傳播普及與透明化,造成消費者逐漸向全球領先品牌集中,全球六大洲的消費者,不分窮富畛域,都知道Nike球鞋、DELL電腦、Starbucks咖啡、Swatch手錶、LV皮包、HP印表機。今天的國際經濟市場,知名、獲利的品牌個數,其實逐漸減少,小區域品牌的生存空間,已被快速擠壓消失。
 

15年前,宏碁曾在中南美洲市佔率達第一名,那是因為當地市場所可取得的訊息有限,所以只要一個廠家在當地大舉促銷,可能取得區域消費者認同,進而成為當地第一名的品牌。但隨著全球訊息之普及化,這樣的狀況已很難再出現。現在中南美的秘魯、阿根廷等地,消費者早已知道Nokia、Dell、Sony、HP,相較於過去,台灣廠商要到較小區域市場取得較高知名度,困難程度可能是十五年前的十倍。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大家也不必對品牌戰爭的「富強窮弱」現象感到太過悲觀,因為今天全球知名品牌的存在,其背後並非僅係單一企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大多是由一組具競爭力的價值鏈產業所共同支撐。例如Dell在全球市場上是一個知名品牌,其所倚靠的並非僅是Dell之品牌銷售部門,而是一組強大的產銷價值鏈產業。說穿了,戴爾公司本身充其量只是這個價值鏈的最後一組環節。
 

品牌帶動整個價值鏈的成長,而非僅在單一企業。以知名車廠Toyota為例,從零件、製造、到全球銷售通路,Toyota品牌的成功,帶動了上萬家企業的獲利。
 

台灣大多數企業應該做的策略選項,或許不是如何發展「自有」品牌,反而是如何建立競爭力,爭取與品牌企業共生合作機會,成為全球領先品牌「產業價值鏈」中的重要成員。台積電創造出之高價值晶片製造競爭力,當然體現並分享知名晶片在品牌市場上創造的高額價值,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廣達與華碩公司。
 

雖然受全球化之影響,品牌出現大者恆大的現象,不利於小國或是新創品牌之發展,但有一些商品,因為消費習性的差異,仍然具有地區性的特色優勢。媒體報導,泰國在過去幾年,成功發展出具特色的設計產業,泰國風味的餐具或家庭飾品,在歐美、日本逐漸風行。因為在先進國家,許多消費者樂意體驗異國風情,除了其慣常飲食以外,亦會嚐試日本菜、中國菜之風味,增加生活的調劑變化。東方文化透過特色品牌的行銷,可能成為西方消費者生活的一部份。不論是家居或是科技產品,對西方市場消費者而言,具有一種特殊的品味吸引力,消費者選購一些具東方風味的商品擺在家裏,期望創造生活中的特殊氣氛。
 

這種特殊相異的生活文化,創造了亞洲廠商發展品牌的機會,如果廠商將東方養生、神秘文化、異國色彩,融合於產品設計之中,進而發展特色產品與品牌,固然無法佔據極大部份之西方消費市場,但可能創造出具有特色的品牌價值。
 

塑造自有品牌價值很重要的關鍵,在於必須要在消費者心中建立清楚的定位,很多品牌之所以無法發揮出價值,就是因為品牌定位包山包海,消費者無法分辨特色。以韓國三星發展手機為例,其產品在一開始即有明確清楚之策略定位:走高價、時尚手機市場,以柔性色調搭配中高價位女性市場訴求,因為此一特色廣泛被市場所接受,三星手機快速攻佔成為全球第三、亞洲第二的品牌商品。
 

回過頭看台灣的手機產品策略,包括英華達與明基,似乎嚐試涵蓋所有區隔,缺乏清楚的品牌定位。英華達至少還明確強調功能強、價格平的特色;但明基在手機策略上,卻讓消費者常有混淆不清的複雜印象:既推出二萬元的高價手機,也常有數百元的低價搭配門號產品,在客戶心中,缺乏明顯被辨認的特色。
 

因應消費者需求差異性存在,行銷學第一章告訴我們:需要透過適當的市場區隔 (market segmentation),以差異性商品策略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滿足不同區隔的消費市場。品牌之目標是「成為特定消費族群的最愛」,有所為有所不為,乃是必須且關鍵的經營思想。
 

許多消費性商品為了區分不同消費者的價值認同,採取多品牌策略。高露潔當年在台購併黑人牙膏後,並沒有消滅黑人牙膏品牌,反而以兩種品牌充分區隔不相同之消費市場,獲致企業最大之利益。最近雅虎購併大陸的阿里巴巴網站,決定在中國繼續使用阿里巴巴品牌,就是以消費者偏好認同為出發點。台商未來發展全球性品牌,若是採用財務購併之策略,可以考慮保留,甚或轉變成被購併對象之品牌。
 

品牌取捨決策,在台灣食品業龍頭統一企業身上看得很清楚。25年前在台代理7-Eleven連鎖便利商店,大家認為統一從國外品牌經營中學習成長,符合其企業發展利益;但統一在廿年後發展咖啡專賣店事業,卻仍然沒有「自創」品牌,而是選擇「代理」Starbucks咖啡! 這其中之決策玄機,可就耐人尋味了。
 

個人覺得,放棄創立自有品牌,轉而代理美國市佔第一名的Starbucks,並不是因為統一對自己資源力量之不夠自信,而是統一清楚看到經濟全球化效應在未來將持續擴大,具有全球化效應的品牌,在全球市場的佔有率將只增不減,若能好好經營一個已具有全球化效應的品牌,將可借力使力,複製到其他市場或領域。
 

假設統一選擇發展自有品牌咖啡商店,這個事業即使在台灣非常成功,但未來進軍馬來西亞卻可能要重頭開始。這就是世界性品牌的優勢。統一如果要自己做,必須到全世界各地重覆投資,但代理Starbucks或可以借助其全球品牌影響力,快速複製與進入其他地區食品消費市場,有如當年特洛依之木馬屠城。
 

過去20年,箭牌口香糖在台灣市場佔有領先地位,但在5年前Airwave的更新口味取代了箭牌的領先,可是很多人不知道,Airwave與箭牌其實是同一家企業所出產,在箭牌市佔率遞減的情況下,公司沒有推出另一品牌取代箭牌,而是根據消費者需求的改變,推出一個全新的定位,以雙品牌策略,獲取最大的佔有率。
 

面對需求差異,除了維持既有品牌清楚定位外,另創一個品牌,以符合不同消費者的需求,可能創造出更大的品牌市場佔有率,這是消費性導向商品市場中常見的作法,以簡單數學邏輯解釋:七分之二永遠大於六分之一。既有品牌維繫住舊客戶的消費關係,而新創品牌則可以開創具新需求的消費關係族群。Toyota在大眾車種稱霸之後,為要向高價車市場進軍,挑戰双B,以Toyota品牌並不能獲得高價消費者之認同,所以創造了Lexus品牌,成功地區隔不同需求的消費市場。
 

品牌擴大市佔率作法有兩種,一是向上 (高價市場) 延伸,如Toyota為與雙B競爭,創造了Lexus品牌;另一則是向下延伸,發展普及化產品,例如Apple的iPod,後來出了平價版的iPod mini。
 

向上延伸的困難,在於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已有固定之價值定位,所以Toyota必須推出另一品牌。至於在向下延伸的作法,原本目的是要擴大市佔率,但卻可能產生得不償失的結果,iPod忠實使用者可能因為iPod mini的普及推出,讓他們失去了產品特殊的自我認同感,迫讓雅皮消費者轉而尋求更具特殊性質之新商品,iPod產品無形價值也將因此消失。消費者心中定位混淆,品牌價值可能一落千丈。
 

品牌是一個可創造持續高價值的工具,此乃無庸置疑。但品牌戰爭的高淘汰性與高門檻性,也是大部份企業忽略的陷阱。因此,如若選擇發展品牌,應該選擇「足夠小」的市場,力求成為該市場區隔內的領先品牌,千萬不要淪入山地小學生要在奧運摘下金牌的不切實際願望陷阱。
 

透過文化特色加值,將消費者體驗價值設計融入商品中,尋求選擇性消費族群的「特色品牌」,或是體認全球知名品牌所代表的產業價值鏈意義,尋求卡位關鍵角色,分享知名品牌之高利潤與穩定,或許也是台灣企業可以選擇的「品牌策略」。

( 刊載於 2005.09.02 電子時報「精英論壇」 )

2005-08-17

後大眾媒體時代的行銷新觀念


後大眾媒體時代的行銷新觀念 -- 影響消費者不再是媒體的事

企業為了要將所開發的產品推廣到市場,必須讓消費者知悉產品即時的資訊,但對產品有興趣的消費者往往散佈在廣大人群中,一般企業很難獨力在茫茫人海中,尋找出對自家產品有興趣之消費者。因此,企業多需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做為管道,將最新訊息散播出去,讓目標消費者獲知訊息,進一步創造其購買商品之意念。

典型的傳播媒體,包括報紙、電視、廣播、雜誌,被稱之為大眾媒體行銷管道,顧名思義,其影像力指向係針對大多數人群,而非具有特定消費習慣、行為、喜好之族群。過去,人們篤信大眾媒體的力量,認定其對消費者亦具備一定之影響力,因為一個知名電視節目的收視觀眾可能超過六十萬人,而報紙讀者甚至達到百萬。因此,銷售若能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必能達到廣泛傳遞訊息之目的。

 過去五十年廣被企業所認同的大眾傳播媒體行銷工具,卻在近幾年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主要的因素在於媒體數量大量增加,除了傳統定義的大眾傳媒外,網際網路、傳播行銷、電話行銷、電視購物等多樣化的行銷方式,一個接著一個冒出頭來。而這些五花八門的新媒體,快速朋分了原本屬於傳統大眾傳媒閱聽人的注意空間。以目前媒體的現況為例,一般電視節目收視率若能超過1%,就算是不得了的表現,很多時下的新聞性談話節目,收視率甚至不到0.3%。媒體閱聽大眾之稀釋現象,改變了過去企業對於大眾傳媒之依賴習慣,今天越來越少的企業,繼續寄望大眾媒體可以把訊息全面、準確地傳遞給所有的消費者。

網路通訊的發展,帶動了新型態資訊普及。手機簡訊的出現,改變了人際間訊息傳遞的頻率。網際網路的生活化、部落格的受歡迎,更是徹底區隔不同人群。當今訊息行銷管道,已經由平均普遍性的大眾媒體,走向細而分之的分眾工具。

過去一個人走出家門,聽到的訊息是具體而微的社會小縮影,是被媒體整理拼湊出的拼盤式訊息傳遞。但在網路化之後,人們花更多時間和自己有共同喜好想法的人交往:足球迷透過網路,與全球足球狂熱份子一起互動。訊息傳遞已不須再走入大眾傳媒世界,而改以分眾的型態連結。在網際網路之上,人們選擇「分眾而聚」。大眾媒體不再影響特定族群的喜好,分眾媒體的強勢明顯突出,直接吸引特定消費者的注意。這樣的現象,宣示了分眾媒體主導消費市場的時代已然來臨。

不同世代消費者習性的改變,導引了行銷方式的規則變化。現在的六七年級生相較於他們的上一代,對於圖形影像的接受度明顯高出許多,包括色彩、圖形、動畫、音樂都有較敏銳、強烈的辨識度,相反地對於文字表達的接受度卻明顯下降。因為如此,未來商業行銷,將會更偏向於圖像化的訊息傳遞方式。

「手機不離身」是消費者行為模式的另一特色,現代人可以離家數週而無不適,但若手機關機三小時〈開會、上課〉,便感覺全身不自在,有強烈的團體疏離感。

簡訊發送接收更是年輕族群日常生活不能缺少的一部份。根據統計,中國大陸每個月超過二十億通簡訊流量,特定假日甚至可以在1個小時內突破1億則的信息。如果把商品訊息結合簡訊傳送,融合於上億通簡訊之中,其威力之強大不難想見。

消費者或多或少都有偶像崇拜的狂熱心態,六七八年級消費者的現象更是明顯。這種偶像狂熱現象通常是走向分眾群體的偶像崇拜模式,對於某些自己所屬團體中的偶像,有著高度的認同感與崇拜情意結。這樣的崇拜認同,不限於單一特定領域,而是延伸至其他領域的價值選擇,認同偶像在其他領域的判斷與行為。

大S徐熙媛日前出版其個人美容體驗書籍「美容大王」,據說賣出20萬冊,台灣沒有一位美容專科醫師擁有這樣的銷售號召力。喜歡大S的粉絲們,將他們對大S的喜愛,投射成為信任她的美容經驗分享,使得未具科學實證的個人經驗,創造出比專業專家還要高的市場價值。這種偶像認同的龐大價值影響力,對於從事行銷工作的朋友而言,是一個值得重視、分析與善加利用的社會現象。

部落格(Blog)文化的出現,則是創造另一種更讓人驚訝的分眾媒體力量。如果上Google網站,以「Blog」為字串搜尋,可以出現一億四千多萬筆的資料,部落格散播的普及化程度可想而知。

所謂的部落格,是指網路使用者把個人生活點滴、事物之看法,持續刊登在特定網路空間,透過搜尋或連結,吸引對此一領域有興趣的網友閱讀與評論。受歡迎的部落格聚集的群眾數量可以上萬。部落格現象再度確定網路分眾而聚的強烈特色。

透過部落格的力量,巔覆了過去成名必須透過大眾傳媒管道的黃金法則。在過去,出名的門檻極高,非得要演藝人員、政治明星才有可能變成知名人物。但自從部落格方式出現後,只要言之有物、或是在分眾領域有特殊表現的發表者,就有可能從一個沒沒無聞的小人物,變成擁有粉絲的知名人物。

當代行銷學中,有一門特別的分支稱為「口碑行銷」,其意義在於讓既有消費者協助招募新消費者加入。善用網路分眾文化,可以幫助達到口碑行銷的目的。企業除了透過傳統通路、業務人員、大眾傳媒,更可以透過特定消費者經驗分享之散佈,增加新的消費族群。

未來在網路上,消費者將可以免費閱聽報紙、雜誌、新聞,甚至電影、音樂。相較於過去,這些原生創造者的經濟價值來源,將不再來自於其創作內容之發行,而是會有跨領域的經濟價值出現。就像張惠妹新歌,現在無法像過去動輒銷售百萬張,但透過網路大量下載的傳播與閱聽,卻讓她的影響力更為普及,也因為消費者的普及與認同,自現場演唱會、廣告代言方式,她可以賺取可觀的價值報酬。

在後大眾媒體時代,內容創造者不再靠內容銷售與發行的價值獲取報酬,而是追求快速普及化與大量認同,然後透過所創造之高度影響力,進而產生經濟回報。

( 刊載於 2005.08.18 電子時報「精英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