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貧富落差真的對症下藥了嗎

兩岸簽署 ECFA 後，部分電視政論名嘴，將台灣經濟對外開放與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刻意描繪成直接因果關係，激發了相當大的民憂民怨。許多市井小民日夜擔心：自己會不會因為全球化區域化浪潮而失業，甚至淪為社會底層的貧窮階級。

其實貧富差距擴大的憂慮，是個超過百年歷史的老問題。馬克思在 150 年前發表資本論時即預言：資本主義經濟將造成巨富與赤貧；可是一百多年過去了，全球經濟發達國家中產階級，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只是每當社會與經濟發生重大轉折的時刻，這個鬼魅議題就會從內心深處浮現，成為一般人對於未來的主要隱憂。

五年前大前研一出書警示 M 型社會即將到來，當時確曾在台灣引起很大迴響。但經濟發展與開放，是不是造成台灣所得財富 M 分配的元兇，迄今未見客觀與廣泛之探討。像這樣似是而非的觀念迷惑，會不會只是一種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首先需要澄清：所謂貧富差距，指的應該是財富不均而非固定所得差異。否則，一位擁有億萬資產但不工作的富翁，可能被解釋為赤貧階級。再者，經濟發展與成長並非財富分配不均的充分條件。瑞士經濟富裕，但國民間貧富差距程度並不顯著；反之，印度落後貧窮，其財富懸殊卻是世人皆知。

財富累積可能來自勞務之初始所得，也受投資盈虧等二次分配之影響；換言之，財富改變與不均化，並非完全起因於初始所得之分配不均，更有可能導因於重分配機制的影響。前者的分配主要決定於貢獻價值之可取代性，後者則較可能被制度設計關係人所操控，產生不符合公平正義法則之財富移轉。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假設：不公平的財富重分配制度，可能才是台灣貧富差距惡化的主要元凶。

什麼是最常見的「不公平財富重分配機制」？未完善的稅賦制度設計、房地產增值的不勞而獲、股市投資信息之明顯不對稱（俗稱內線交易）、金主集體坑殺散戶等，都是典型且常見的財富重分配殺手。此外，特定事業（金融保險、砂石開採、長途運輸）持續寡占暴利，更是「造福」少數巨富階級的車手幫兇。

根據報載，行政院因應貧富差距惡化，日前成立專案小組開會研商，並提出若干解決構想。究其方案細部內容主要有兩項：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市場。惟如前所述，貧富差距之原因並非一定來自初始所得之多寡，關鍵可能在於重分配機制之不公正。所涉之影響，不僅是經濟成長與分配議題；更嚴重的是：重分配機制極可能已經扭曲了社會公平與正義。近年來，非因個人貢獻所獲取之經濟利益，如土地增值緣自都市發展與環境優化，其財富增加須繳之稅賦卻甚低，難道不是貧富落差的主要元凶？

談到產業結構轉型，台灣當然需要創新與知識加值之產業結構變革，但創新與競爭力的背後，代表著生產力與競爭力提高；換言之，如果台灣需要發展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就該採用效率化之高生產力經營理念，但那意味著：同樣的經濟成果與產出，我們將聘雇更少的員工。身為政府產業智庫之一員：我經常反問自己：為了解決短期失業問題，台灣真的想要回到勞力密集的產業發展政策嗎？

這個問題答案顯而易見：唯有獎勵高效率與高生產力企業，提升台灣產業長期競爭力，才是社會發展之正解；否則台灣社會最終只會得到「均貧」的痛苦下場。但如何抗拒短期高失業政治壓力，堅持高產出效率、具國際競爭力之產業政策，考驗著政府最高階層的道德勇氣。

解決貧富差距惡化，絕對不是經濟與勞工部門單一的問題，如何徹底消除社會上存在已久、不公不義、優惠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二次分配制度，才是台灣長期發展的關鍵所在。在此一面向之上，財政部、內政部、金管會、公平會、中央銀行，應該擁有較大的影響力量與更重的社會責任。

（刊登於 2010.09.02 經濟日報「名家觀點」）